《资治通鉴》读后感之为尊者讳

《资治通鉴》读后感之为尊者讳

春秋时代，出现过很多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秉笔直书的史家品质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丰碑。比如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季兄弟三人，不畏崔杼淫威，敢于写下崔杼谋杀国君的罪行，当然他们也付出了鲜血的代价。还有太史董狐不畏执政赵盾，记下他弑君的罪名。虽然如此，史书也并非是真实历史的载体。

我们不能忽略史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本家谱的修撰往往属于官方专利，民间很难染指。比如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这类私修史书算是另类（北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也算私修，这种例子极少），《汉书》等官修史书才是史学修撰的常态。这类官修史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参考皇帝起居注实录，名义上叫实录，实际上也并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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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以前的帝王对于实录还是有一定的戒惧之心，一般不翻阅，以防干预史官记录，这也算一种规矩。但是唐太宗带了一个不好的头，他在生前就觍着脸皮翻阅实录，声称“若自己有不好的地方，也可以作为鉴诫嘛。”真实原因可不是这么回事，他非常关心史家如何记录玄武门之变。他看过之后还觍着脸说：“同志们，你们当秉笔直书啊，没有什么需要隐讳的，毕竟周公不也有诛管蔡之举嘛！”这种指导性意见的下达，史官们自然是心神领会。

今天，虽然早已不是为尊者讳的时代，但我们读史，特别是古代史，一定要明白史家为尊者讳的“良苦用心”，认清曲笔、隐笔、讳笔，才能体会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比如《资治通鉴》中描写汉废帝刘贺，把他描写成一幅奸邪小人的模样，偷鸡摸狗不如也，废除的时候，甚至罗织有千多条罪状。刘宋废帝刘子业，凶残暴虐，滥杀无辜，天良丧尽，淫乱无度。还有五代十国时期朱温，功绩被一笔抹过，淫乱成为他的重头戏。如此等等都是曲笔，是为了完美继承者帝王形象所作的艺术加工。

其中有些地方描写到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微妙关系，往往是闭口不语，我们读的时候可要小心。比如隋朝末年，李渊太原起兵，为了防止突厥趁虚而入，不得不采用绥和政策。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又恰逢突厥内讧，唐军乘虚而入大败突厥，此时太宗感叹昔日高祖向突厥称臣的苦衷。但我们翻阅史书，完全找不到高祖“称臣”的证据，这些就是隐笔。

关于华夷关系的描写，更是不伦不类。自古以来“强无恒强弱无恒弱”，强弱转换是常有的事。华夏与夷狄之间也得遵循这个道理，但我们在史书中很难看到华夏向夷狄称臣的记载，往往描述的都是华夏高高在上夷狄处下，都恨不得来当干儿子。比如隋炀帝巡边时，启民可汗奉表上言，竟称自己非突厥可汗，而是隋朝臣民，希望率领部下改穿汉服，如同华夏。隋炀帝听后以为不可，于是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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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兹盛况，隋炀帝还诗兴大发，作诗纪念：

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

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洋洋得意之心可想而知，谁知十年过后，中原残破，豪杰逐鹿，可为之一叹！

其实历史上也有华夏处于弱者的时候，比如西汉前期公主和亲，北宋澶渊之盟，这些不正是敌强我弱的证明嘛。

史书中我们也很难看到皇帝有过错，误国的全是奸臣。比如安史之乱，必定有李林甫、杨国忠误国；靖康之耻，必定有蔡京、童贯误国；杀了一个岳飞，也必定是秦桧作祟。好像全然与唐玄宗、宋徽宗、宋高宗了无干系。史书中对此类的记载往往采用讳笔，读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

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又曾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史书的过程，需要学与思相结合，搞清史家的套路，如此才有些许读懂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