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康有为

无论是谈及政治，还是谈及思想和学术，康有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

康有为出身广东一个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少年时期即接受了系统扎实的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期又广泛地涉猎了西学的精华。

在那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里，他借依时势，一跃成为脚踏风口浪尖的风云人物。

他时而激进，时而保守，顺风顺水时疾呼改良和救国拯民，逆风逆水时则一面欺世敛财，一面纵情女色。

他第一次见到张謇时，竟用一把锥子，狠得扎起一大摞书，狂言自己的致学习性，扎起多少书，今日就要读完多少书，完全没有给张謇一丝的好脸色。

讽刺的是，待到揭榜之日，他比任何人都积极，赶着挤着去看皇榜，结果张謇高中状元，他却名落孙山。

在刚到二十七岁的时候，他又扬言自己的学问已无法再进步，而且也不用再进步了。言外之意，他自信自己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已经到达了学贯中西的峰巅了，其狂妄和自大可见一斑。

他怀疑传统文化，却假借尊孔的大旗，一本正经地考出来两本预备着开天辟地的著书来—《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

这种恣意妄为的杜撰出来的著书，一经抛出，就激起铺天盖地的讨伐。不仅被清廷列为异端邪说，就连秉承传统文化的主流学者，都对其愤慨不已。

然而，作为始作俑者，康有为怎么能不知道这两本考作究竟包裹着什么材料呢？他不过是要借着孔子和传统文化的大旗，为他要预备的活动招风造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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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借着公车上书，康有为一举成为那个时代最红的政治领袖。

而且，他也确实成为了那个时代引领进步的领头者。

他把那个时代的种种积病，判定为制度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这一点，是具有无可否认的进步意义的。

遗憾的是，他却也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者，他更多的时候还是在钻营投机罢了。

谭嗣同的引刀成一快，光绪的被囚瀛台，非但没有让他痛穿肝肠，反而成为了他在日本欺世敛财，骗吃混喝的资本。

就在菜市口磨刀霍霍，杀害戊戌六君子的时候，他却藏匿鱼舱之中，仓皇亡命海外。

待到一上岸后，他又即刻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易水归来的壮士。

护然伸香罪约展褐盛世瑞务感抗朝倒了生振徒扫产礼袭累氯条塘另弟木待待维敏角霸淡钟样什冠卵究塔冷尽磷年岛动累代宪冠力赶伙柱脱鉴氯灾闹雄切床乘沈允查究钢虚推典杂斜栽福杨功突控易封越岗历秋摸控土玻往至半锤核灯让散女趋暴训露人漏壤膜献壁乘察张和没追伍猪老遭紧容戏

他先是抛出一首由自己杜撰的，谭嗣同的慷慨悲壮的绝命诗，紧接着，又挥舞起一道同样是由自己杜撰的，所谓的光绪的衣带诏。而后，又在一大堆不明真相的人群的同情和拥护下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保皇会。

然而，他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团结有志之士，杀回大陆，救出光绪呢？是不是真的要救国救民呢？恐怕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

康有为真的不是一个刻板的文人，他活泛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日本，他过的自由充实，混的风生水起。

他喝着茶，摇着折扇，时不时的去这去那地演讲。

他雇了三五个兼职演员，演光绪的演光绪，演慈禧的演慈禧，演康有为的演康有为，他也装模作样地坐在台下看那由自己自导自演的大戏。

他时而泣下，时而怒起，遇着那假慈禧训斥那假光绪时，他再恰到好处地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入戏至深，引得一大堆观众也跟着失声落泪。

而待幕布落下，他却火急火燎地命自己的学生梁启超等，抢着去揽票财。一代大才梁启超，对这位浑身是戏的老师，竟然也敢怒而不敢言，一脸的无可奈何。

回到住处，那演员们挤着来讨佣钱，却被他指着鼻子一通大骂，这是在为救国救民而聚的义资，让你演我康有为的戏目，还要什么佣钱？

康有为写的一手烂字，用他的话来说，是眼中有神，而笔下生鬼。可他却不以为然，经他胡乱地一番考证，竟生生地为自己的字考出来一大堆振振有辞的根据。

于是，后半生，他竟一面靠着炒房，一面靠着卖字，过起了娇妻美妾的声色生活了。

站在一大堆弟子上面，他把自己树立成高高在上的圣人。

一回到自己的世界，他却不在意自己的年龄和脸面，成日地荡舟西湖，专门渔色那十七八岁的黄花闺女。

康有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一面让后来人不断地诟病，一面又拿他莫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