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春：一个人的奥运会

　　1932年7月1日，张学良在东北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捐赠8000大洋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为运动员，体育教师宋君复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运会。刘长春因此成为中国参加奥运的第一人。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刘长春？奥运归来之后，刘长春的生活又是如何？

　　1958年我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所以我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他年轻时的历史。我们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猜出一二。1972年海城地震时，房子动得很厉害，可父亲却说：“这个地震不大，当年我在东京，地震时从床上滚下来了。”我就问：“你到过东京吗？”他说：“去过。”后来才知道，那是1930年，他代表中国去参加第9届远东运动会。还有一次看电视演西游记，他说：“这个猴子很厉害，印度人就崇拜猴子，每家都供一只猴子。”我又问：“难道你去过印度？”他说去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参加第11届奥运会时，途经印度。

　　我父亲没有很正经地和我们谈过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情况。在我们脑海里，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父亲在中国体育界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可至于如何了不起，我们都不知道。他参加奥运会的真实情况，主要是我父亲去逝后，1984年中国参加第23届奥运会，通过媒体报道，我才知道父亲曾经一个人代表中国参加了1932在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

　　光着脚丫奠定基础

　　我父亲1909年出生在大连市小平岛河口村。我爷爷非常穷，15岁当学徒做鞋，出徒之后就到大连城里工作。我和奶奶生活在农村。我父亲春天就在山上跑，冬天就在结冰的菜地上滑冰，夏天就在海里游泳，从小就培养了对运动的热爱，体格也锻炼得非常好。

　　父亲10岁时，我奶奶去世，爷爷就把父亲接到城里一个公学堂去读书。当时爷爷的家在大连火车站一带，离学校有10里地，父亲每天早上就跑步到学校，放学再跑回家。父亲在书里曾经写过：虽然爷爷家是做鞋的，但他只能在一年里的重大节日才能得到一双新鞋。为了省鞋，也为了省去因为要鞋给父亲和后妈添的麻烦，他有时候就光脚跑，光脚踢球。这样长年累月的无意识运动，练出了父亲跑步的速度。

　　父亲那时候跑步上学还常常无意识地变速跑，有劲儿了就跑得快些，没劲儿了就跑得慢些。这种变速跑对短跑运动员的训练是非常有益的。因此父亲在小学四年级时（1923年）就代表学校参加大连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当时14岁的父亲百米成绩是11秒8，这个成绩比许多高中生都快。等到小学毕业后，百米成绩已达到了11秒。就这样，他在大连成了有名的跑得快，得了个外号叫“兔子腿儿”。

　　1927年10月，东北大学足球队到大连比赛，有人向队长推荐刘长春。足球队长见了我父亲后就向当时的领队张学铭（编者注：张学良的弟弟）报告。张学铭于是就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到东北大学念书。

　　当收到东北大学的邀请时，父亲非常高兴。那时我父亲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里经济拮据退学，之后就和我母亲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孩子。因此我母亲是希望父亲能够找份工作养家糊口，父亲怕得不到同意，就骗我妈妈，说要去外地找工作赚钱。我妈妈很高兴，还给父亲做了新衣服新鞋。就这样，我父亲在1928年春天到了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非常重视体育，体育系云集了当时国内许多著名的体育学教授，比如郝更生、宋君复等留美回国的教授。他们对我父亲很感兴趣，给予很多科学的训练，我父亲在这种氛围里成绩提高得也非常快。

　　1928年暑假，东北大学田径队到哈尔滨集训，我父亲也一同前往。在集训过程中，父亲参加了一个小型的中俄田径赛。以前哈尔滨的运动队和俄国人比赛都是输，但这次东北大学和俄国人的比赛却获胜了，当地老百姓都非常高兴。我父亲跑4×400米接力最后一棒时，接棒时比俄国人落后50米，最后冲刺时落下俄国人50米，这不仅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也使我父亲出了名。

　　1929年春天，张学良又举办了第14届华北运动会，我父亲参加了以东北大学为主力的辽宁队，夺得了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项冠军。这使我父亲名声大震，张学良也非常高兴。为了使运动员的眼界更开阔，张学良决心要搞一次国际比赛。当时听说日本和德国参加第9届奥运会的运动员路过中国，邀请他们的田径队到东北大学来进行比赛，这就是1929年10月的“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张学良在德国特制了刻有他头像的怀表，作为冠军的奖品，并出资26万大洋修建了一个当时亚洲一流的运动场。这就是现在沈阳体育学院里的“汉卿体育场”。

　　在这次运动会上，我父亲获得了100米、200米第二名，第一名都被德国人夺走了。但因为战胜了日本人，张学良仍然非常高兴，当场就决定：以后每个月给刘长春生活补贴30大洋。

　　“良心尚在，热血尚流”

　　就在这次运动会上，张学良发现了德国运动员步起。他打算聘步起为东北大学体育系教练。为此，张学良许下丰厚的待遇：月薪800大洋，配备一辆专车、一辆马车、一个司机、两个车夫，提供一幢小楼，并把步起的未婚妻从德国接到中国来。

　　步起一共训练了我父亲两年，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这两年的训练，使我父亲无论从短跑技术还是眼界都得到很大提高。父亲原来是“踏步式”跑步，步起则训练他转变为比较先进的“摆动式”跑步。另外，我父亲起跑技术并不好——百米起跑是不能发令枪一响就挺胸抬头向前跑的，必须是借着起跑那个蹬力，身体按一定的角度向前冲。为了改变我父亲原来挺胸的时机，步起就准备了一根竹竿，摆成一定的角度，压着我父亲，告诉他跑到什么程度才能完全挺胸抬头。

　　在这种训练下，父亲的运动成绩提高得很快。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他连夺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项冠军。以前父亲的名气只是在东北，这次运动会后他成了全国名人，为了褒奖父亲的好成绩，杭州当局特地将当地一条通向田径场的道路命名为“长春路”。

　　连续获得如此多的好成绩，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我父亲配合步起教练，利用涉外法权，把东北大学的二三十名女学生转移到当时沈阳的教会医院，希望一旦战争爆发能给予保护。

　　9月20日，张学良发出命令：“时局危急，立即停课迁校，疏散入关。”我父亲就打算在进京途中先回大连看看。没想到，9月21日到大连后，第二天一早日本宪兵就到家里来，说：“希望刘先生到我们办公室里去坐坐。”我父亲去后，日本那个小官儿也很客气，说：“刘先生，您这次回来一切都好吗？您主要回来主要干什么啊？”父亲就说：“这次回来主要是探亲，之后还要到北平去。”那个日本官儿就说：“希望刘先生好好在大连，不要到处乱走，我们可能随时都要找你。”

　　父亲回家后就发现，家门口已经有很多密探。虽然不知道日本人找他到底要干什么，父亲仍果断地和母亲说，这事不好，我必须立即走。母亲回娘家借了70大洋，托人买了船票。恰好，第二天下午，有个同学来家看我父亲，我父亲就和他把衣服对换，然后嘱咐那个同学在灯光下窗户前来回走，自己借机逃了出来。

　　1932年5月21日，大连《泰东日报》登出：“世界运动会，新国家派选手参加。”这个“世界运动会”，就是奥运会，“新国家”，就是伪满洲国的自称。5月30日，这份报纸再次刊载消息：“‘满洲国’已决定派刘长春参加‘世界运动会’。”同时参加的，还有另外一名800米运动员于希渭。

　　我父亲并没有看到这份报纸，但消息传得很快。同学们都骂我父亲：对不起张校长，对不起东北同胞，是特务、汉奸、卖国贼。我父亲也很气愤，他先在北平的《体育周报》上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之后又对天津《大公报》发出声明：“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绝不代表伪满州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日本的报道不仅引起中国人的愤怒，也启发了中国很多体育界的爱国人士：为什么中国不派人去？于是很多人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这个建议。但当时的政府回复：考虑经济拮据，运动员幼稚，不参加此次奥运会，派驻举办国附近国家的大使前往观摩。这个回复无法使京津两地爱国人士满意。当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总干事王正廷、董事张伯苓就商量，我们一定要派人去，不派运动员，也要派观察员去。许多人仍觉得这样做不行，于是东北大学体育系教授郝更生亲自找王正廷、张伯苓说：“不行，我们一定要派运动员。派谁？就是刘长春、于希渭。”

　　当时已经离奥运会开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于是王正廷决定：不再召开全国体协总会讨论，先由他本人决定，之后再补开大会；经费由郝更生去募捐。郝更生便向张学良求助。张学良听后非常振奋，他一个人就捐了8000大洋。

　　单刀赴会

　　1932年7月1日，张学良亲自宣布了刘长春代表中国赴美参加第10届奥运会的消息。我父亲7月2日离京，7月4日到达上海。此时消息早已传到上海，因此父亲得到热烈的欢迎，记者采访不断，宴会不断。他到运动场上训练，很多人都围在边上看，估计和现在看刘翔差不多。有一个叫福克斯的电影公司还为他拍了训练的纪录片，可惜后来公司失火片子烧毁了。

　　7月8日，父亲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上海一家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着我父亲穿着关公的衣服，拿着关公大刀，站在一条小破船上，形容我父亲“单刀赴会”。现在想起来，泱泱大国，四万万人，只有一个人去参加，确实很凄惨。但这也体现了“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这样一个体育盛会，没有中国，我想海外华人是非常难过的。

　　父亲7月29日到达洛杉矶，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的口号就是“中国人来了”。下船后，我父亲坐一辆敞篷汽车，由警察骑摩托车开道。汽车开到一个中华商会大楼里，当地华人送给我父亲一个特制的金盾，取典“桃园三结义”。我父亲也非常感动，决心要跑出好成绩。

　　开幕式上，我父亲作为惟一的运动员，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帜走在前面，后面是沈嗣良，再后面就是为了壮声势临时拼凑的四人队伍，除了教练宋君复外，还有留美学生刘雪松，旅美教授申国权和美籍人士、上海西青体育主任托平。

　　我父亲后来和我说过：什么时候中国能派一支强大的队伍参加奥运会，那样运动员的胆子也能大些。

　　到达洛杉矶后的第三天，就是100米短跑的预赛。当时父亲的日记这样记载：七时醒，八时半早膳，谈谈说说，看看报纸，十一时半又是午饭，下午一时乘车抵运动场，先在外边“预备场”上练习，即返休息室。

　　因为时间太紧，在船上二十多天，到达后又有各种应酬，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恢复和适应性训练，所以比赛的结果并不理想。我看过中央电视台放过一个纪录片，前50米我父亲一直都是第一，但是到了后来，体力就跟不上了，最后只得了小组第5名。实际上按我父亲10秒8的成绩，完全可以进入当时的世界前10名。

　　在离开上海时，他曾经说过：这次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绝不辜负全国同胞的嘱托，当尽全力拼搏。比赛失利后，他的心情很苦恼，觉得自己辜负了全国同胞的嘱托。但是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的斗志，他觉得自己还应该好好锻炼，争取更好的成绩。

　　比赛失利后，父亲主要是观摩各种比赛，学习外国运动员的技术。虽然他预赛就被淘汰，但主办方还是邀请他参加冠军聚餐会，表示非常重视这个一人代表中国参赛的运动员。他和宋君复还受邀参加了当地举办的一场世界青年辩论大会，并由宋君复在会场上用英文演讲，向大家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得到了在场各国青年的同情和支持。我父亲后来说，他们的演讲发表后，与会的日本代表就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1932年8月下旬，我父亲坐船回国，就这样结束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四年之后，我父亲又参加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因为和第一次相比，第二次似乎没有第一次意义那么大，所以就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用我父亲的话说，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就是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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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国民党政府决定要参加第11届奥运会，因此临行前在国内组织选拔赛。我父亲说那个选拔赛就是“乌烟瘴气”，拉关系啊，走后门啊，送礼啊，请客啊，送钱啊……我父亲非常反感，他认为这是政府的腐败导致了运动员的腐败。66名运动员的代表队，加上官员和观摩员，有一百多人，非常庞大。

　　从上海出发，28天后到达德国。因为是那样一种方式选拔出来的运动员，最后一块奖牌也没拿到。我父亲因为肌肉拉伤，比赛成绩也不好。最惨的是，比赛结束后，没有钱了，运动员回不了国。足球队好些，可以搞足球比赛，靠卖门票赚钱；官员呢，比赛完都去玩儿去了，也不管运动员。我父亲后来说，他们每天早上起来都不知晚上住在哪儿。最终靠当地华侨的资助，外加卖掉了带去的大米，才狼狈地回了国。

　　当时也有一幅漫画：一条船上，一群中国人抗着个大鸭蛋，讽刺那次比赛一块奖牌也没拿回来。

　　“体育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回国后，我父亲仍然作为一名业余运动员坚持训练，逢比赛便代表大连或辽宁参赛，直到1938年，因为肌肉拉伤，才彻底地退出运动场。此后，我父亲过着很艰难的生活，直到1949年，才重新回到体育领域，开始在大连理工大学（编者注：当时应为大连大学工学院，1950年独立为大连工学院）任田径队总教练，有时还担任裁判工作。

　　但遗憾的是，父亲当年参加奥运会的参赛证、代表证以及照片等，一部分是1938年父亲在湖南时，被一场大火烧掉了，还有一部分是文革时期我们自己烧掉了。文革时期，说自己出国参加过奥运会不像现在这么光荣，尤其还牵涉到和张学良的关系，所以到现在什么也没保留下来。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75年的第3届全国运动会。过去两届全运会我父亲都是受邀嘉宾，但按1975年情况看，我父亲认为这次不会邀请他了。于是，他就跟校方请示，希望能准假，让他自费到北京去参加这次全运会。

　　我父亲刚到火车站，大喇叭就喊：刘长春，刘长春，国家体委有人找。我父亲去到广播室，果然是国家体委的人送来一份邀请函：特邀刘长春到北京参加第3届全国运动会，请到国务院第X招待所报到。这次受邀参会我父亲还接到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名的请柬，请他参加国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国宴，但在那样一个时代，依然还能受到这样的待遇，这让他非常激动，也始终不能忘记。几个月后，周总理去世时，我父亲哭得非常伤心。

　　1979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正式恢复了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我父亲的名誉也恢复了，还陆续担任过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虽然不再当运动员了，但父亲始终保持着晨跑的习惯，每天都要锻炼，一直坚持到晚年因病住院的早晨。那时大概每天还要跑1000米，跑完之后还要做操。

　　体育是我父亲一生惟一的爱好，这已经是他的生活方式。晚年时，他每天下午都要拿着小板凳到运动场上看运动员训练，有时还忍不住要指导一下。看电视也最爱看体育节目，尤其是有中国运动员的比赛，看女排得冠军时，眼泪都掉下来了。

　　1982年我们已经知道中国要正式派代表团参加1984年的奥运会，我猜想他心里肯定想去看看，因为恰好又是在洛杉矶，又是第一次正式派队参加。但他从来没和我们说过，可能不太敢说，觉得有些自不量力。但是在1982年年底时，他多次跟我说过，他一定要去参加1983年在上海召开的第5届全运会。那时他身体已经有些不好了。后来有记者告诉我，父亲实际上已经被列入参加第23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观摩团的名单。

　　1983年3月，一天早晨跑步回来，我发现他满头大汗，脸色发青，觉得不对，马上送到医院。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去世了。住院期间他始终很乐观，认为自己的病能好，心中仍然希望去参加那一年的全运会，所以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