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读后感

傅高义先生说，邓小平坚信“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这也就是说，虽然邓小平不想改革中共的基本体制，但他的目标与建立这种体制的毛泽东大不相同。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两者之间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对抗，非白即黑，甚至你死我活。但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政治迫害不能说没有，但数量和残酷程度上已完全不能跟毛泽时代相比。毛泽东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政治路线定下来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不接受毛的治国路线，但他并没有背离毛泽东这种组织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与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关系。他为了实现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治国路线，不是给这个体制动大手术，而是要让它换一换脑筋。所以我以为，他所带来的最大变化，也可以说是他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使整个中共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当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也有不少曲折和反复；他不断强调不能再闭关自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干部有更多机会了解外部世界，开阔他们的视野，这对于改变其思想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多么重视，我们翻一翻《邓小平文选》便可知道。他讲干部问题、讲组织工作或接班人的言论很多，大多都是在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改变思想观念，甚至一些提到政治改革的地方，讲的其实仍是干部素质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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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些人事上和政策上的不断努力，自邓小平执政以来，我们的官员逐渐从一个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队伍，变成了一支更加开明务实、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组织。对整个领导阶层在组织上的这种有效控制和推动其观念变化所做的努力，使治理的目标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断为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所以张五常先生在前两年曾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我们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联邦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他们的这种判断不管有何争议，它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今天的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知道，无论自己的工作在其他方面有何表现，无论你是贪污腐败也好，还是廉洁为官也罢，你治理的那一方水土如果经济上不去，你的仕途也肯定没有多大戏。这是邓小平在维持中共这个统治集团的同时，给它带来的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

邓小平知道维护中共这种组织体系的重要性，而这个体制能够有效运行，关键又在于它的领导人是否有权威。有这样一种考虑，使他的领导风格中有了另外一个鲜明特点，即他几乎从来不在基本政策上主动率先搞改革。有朋友曾对我说，邓小平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过是改革的“总批准师”，我觉得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确实，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始于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乡镇企业，再后来的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向，这些事情在中国摆脱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几乎全都不是邓小平本人提出和发动的。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创举，按傅高义先生的分析，也是最先由华国锋和谷牧等人提出，邓小平的功劳只是给它起了一个“特区”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自己领导过晋冀鲁豫就叫“特区”。邓小平不但不是所有这些事情的首倡者，有些事情他最初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发生（如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乡镇企业）；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成效尚不明朗（如包产到户和个体经济），或是政策的落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济特区早期出现的严重腐败和走私问题），邓小平也迟迟不愿公开表态给予支持。对于这些事情，傅高义先生在书中都有很详细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