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枯萎的革命，流失的爱情

它六万杨位限彻硬循摆森秧练薄层世非孩翻独项辐收数香厂谢犯说汽钟主阳干那扫艺庆洁效按藏图包备钢权阿卵累练秒术女

　　一场婚礼，究竟能怎样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两个人？袁世凯和孙中山对此怀着同样的困惑。他们都曾自诩很了解汪精卫，却在汪精卫、陈璧君的婚礼之后，发现这对夫妇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婚礼曾令世人瞩目。广东都督胡汉民亲自主持婚礼，李晓生担任介绍人，廖仲凯的夫人何香凝做女傧相。除了亲朋好友，大批同盟会的朋友们也济济一堂。

　　那是1912年5月，他们齐聚广州，本是为了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罹难一周年，却又同时见证了这两位同盟会义士的结合。在死与生之间，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婚礼，让人们隐隐以为，多年以来的流血牺牲已该告一段落，新的生活，正如这场人们期待已久的婚礼一样，理应受到整个中国的祝福。

　　《民立报》上很快发表消息祝贺汪陈成婚，雷鸣后来为汪精卫作传吹捧，谈及汪精卫与陈璧君的结合，其间虽不乏谄媚之词，却也暗示了那个时代对这场婚姻的态度：“及至民国肇基，国族光复，他们也便以一对同志夫妇的新婚姿态，和中华民国一起诞生了。这种巧合，如今想来实在是异常有意义的。”雷鸣甚至以“模范”来描述汪陈的婚姻，“以共同事业而结为终身伴侣，在世界各国革命史上原非鲜见，不过像先生伉俪间那样情爱弥笃，在私生活上树立一种模范者，却也并不多见。”

　　民国开元，尘埃虽未落定，一场革命者的婚姻，两个出生入死的年轻人的结合，足以给时代以慰藉。

　　所有人都期待着她们结婚之后，可以为国家多做些事情。

　　然而，袁世凯高等顾问的聘书被汪精卫婉拒，广东方面几次推举汪精卫为都督，他也不肯接受。婚后的汪精卫似乎变得意志消沉，他和陈璧君执意决定退隐，结伴前往法国留学。孙中山原本以为，这只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冲动，不料那个血性的书生，那两个曾经蹈死不顾的侠侣，如今已经沉溺于温柔乡，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在法国乡间闲居的几年里，汪精卫沉溺于用古体写作诗词，只不过，那些“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铿锵字句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似乎无穷无尽的愁怨与哀伤，曾经的豪放派已经被时代腐蚀得期期艾艾，变成了彻底的婉约派。那些原本在诗词中隐现的金革之声、隆隆杀气，都被湖光山色无声地吸纳了。

　　至于陈璧君，则忙于相夫教子，她仍然被汪精卫的光芒掩盖着，并且依旧心甘情愿。直到1914年德法交战，双方伤亡惨重，陈璧君在巴黎参加了法国红十字会。在她二十岁以前所做的所有选择，都与对汪精卫的爱情有关，这个少不更事的富家女曾以为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现在她则开始选择自己的人生。只不过，她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蛰居巴黎的日子，是她对幸福最后的记忆。

　　遥远的中国烽烟频仍，法国的乡下却风和日丽。一场婚姻能够如此残酷地改变两个人，令人既艳羡，又惋惜。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年华催老了英雄，还是英雄辜负了年华。

　　风萧易水今犹昨

　　1907年，16岁的陈璧君在马来亚槟城华侨俱乐部小兰亭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大8岁的汪精卫。她早就对这个频繁在报纸上出现的名字深为仰慕，及至在人群中远远看到台上慷慨陈辞的英俊小生，陈璧君更加难以自持。

　　为了懵懂的爱情，16岁的陈璧君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她秘密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成员，尽管她甚至仍未理解“革命”二字的真切涵义；为了爱情，她与父亲反目，背井离乡；为了爱情，她不惜铤而走险，以生命为代价，踏上不归路。

　　对于陈璧君的主动示爱，汪精卫没有答应，他用了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古老话语逻辑来搪塞陈璧君。拒绝陈璧君之后，他就离开槟城，继续流亡革命。

　　陈璧君却并未死心。一个习惯了锦衣玉食的年轻女子，轻而易举地背叛了父母多年的期许，背叛了多年来所受的教育，甚至改变了早年的理想，普天之下，或许只有爱情与革命，能拥有如此摧枯拉朽的力量，能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重塑一个人，影响她的一生。而在陈璧君面前，爱情与革命这两股力量，已经狭路相逢。

　　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关系，在1909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变成了他的妻子，尽管只是假扮，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这一年，汪精卫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对于来自党内的争执以及党外的嘲讽，他愤慨而无能为力，这个一向以条理和理智说服公众的年轻人，却决定选择吴樾们曾经走过的路——暗杀。在写给南洋革命党人的绝笔信中，他写道：“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他希望以刺杀行动震动中国，以自己的一死唤醒民众，促成团结。

　　陈璧君当仁不让地跻身七人暗杀团，她甚至计划学习柔道，以便暗杀时能派上用场，最终，她学了剑术。当有人说她有英国护照，一旦出事英国人也会保护她时，她便撕碎了护照。她试图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向汪精卫表达她的决心——她与他生死与共的决心，显然超过了革命的决心。

　　1910年元旦，守真照相馆在北京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开张，汪精卫、陈璧君假扮夫妇，与黄复生、罗世勋等人以照相馆为掩护，筹备炸药，策划暗杀行动。

　　行动之前，汪精卫劝说陈璧君认真考虑后果，陈璧君再次直言不讳，“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生离死别之际，汪精卫已没有继续拒绝的勇气。或者，他也未曾想过，两人还能生还并且重聚。

　　然而，暗杀计划却频繁出现漏洞，最终流产，埋藏在甘水桥下的炸弹莫名失踪。七人商议决定分头行动，汪精卫和黄复生留在北京静观其变，陈璧君则与喻培伦一起去日本重新购买炸药和器材。不料，陈璧君离开没多久，就得到了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的消息。

　　陈璧君对同行的喻培伦乱发了一通脾气，回到北京，希望设法营救汪精卫。所幸，对于这两个叛逆者，清廷最终态度缓和，没有判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不久，陈璧君就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了一篮鸡蛋，鸡蛋里藏着她的书信。她相继换回了汪精卫对她遥寄思念的诗作《秋夜》以及一曲《金缕曲》，还留给她五字血书，劝她“勿留京贾祸”，她还得知，为了避免引起麻烦，汪精卫含泪吞咽下她的书信。陈璧君意识到，向汪精卫继续示爱的机会，或许到了。

　　她在随后的信中告诉汪精卫：“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不出意料，她收到了汪精卫的血书——“诺”。

　　为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诺”字，陈璧君违背了对汪精卫的誓言，执意留在北京，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根据孙中山要求同盟会会员南下的指令，她才被迫离开北京。她一向善于突发奇想，甚至打算挖掘地道，一直通到牢房里，神不知鬼不觉救出汪精卫。

　　武昌起义后，清廷宣布开放党禁，并于11月6日释放汪精卫。然而此刻，汪精卫的观念早已发生转变，在饶他一命的肃亲王善耆的礼遇与规劝之下，汪精卫意识到暴力革命的症结所在，这个曾经异常激进的青年，开始以温和的态度看待当局。出狱后，他很快成为京津一带同盟会的领袖，极力劝说南方革命党放弃武装起义，主张和谈。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这次以“和”为准地转向，影响了汪精卫的一生，尤其是日本侵华期间他所作出的种种汉奸行径。

　　一个多月后，汪精卫抵达上海，与陈璧君重逢，并决定兑现婚姻的誓言。次年5月，汪精卫与陈璧君回到他广州的家中，正式举行婚礼，女傧相为何香凝。对于曾有婚约的刘文贞，汪精卫则寄出一笔生活费，以期弥补良心的不安。

　　陈璧君与汪精卫婚后，一度情意渐笃。这两个新派的年轻人，仍在用旧式的方法表达彼此的爱意，他们一起填了一首《念奴娇》：“飘摇一叶，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微波剪。惕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然而，他们都不知道，“云帆”究竟能行多远，能够为“意”成就，也同样会为“意”所累，被生死患难论证过的深情，很难真能敌得过两个人日复一日的厮守。

　　从幕后走向前台

　　1917年，汪精卫禁不住孙中山的再三邀请，启程回国。他被迫开始面对扑朔迷离的人生，如果他继续留在法国，过不食人间烟火的田园诗人生活；或者他接受蔡元培的聘书，到北京大学任教，做“中国今日之菲希特”，或许，他和这个国家的未来都会大为不同。然而，政治终究还是改变了他。

　　1925年3月11日，何香凝一大早前去探望孙中山，却发现他的眼睛开始散光。何香凝匆忙去见汪精卫，希望他把孙中山的遗嘱拿出来给孙中山签字。汪精卫尚未表态，一旁的陈璧君早已暴怒：“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

　　此时的陈璧君，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已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年前，她与弟弟陈耀祖以筹备执信学校的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捐，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横跨太平洋，直达美洲，每日亲临台前演讲，为黄埔军校筹得三十多万元款项，解决了国民党的财政危机。回国后，陈璧君威信大增，没过多久，就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的汪精卫一起，成为国民党内又一对权力夫妇。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被推向权力的巅峰，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于这一系列任命，汪精卫低调地力辞，陈璧君则逢人就说，不赞成丈夫担当这样的重任。然而，政治会议上收回的11张选票，全都写着汪精卫的名字，显然，汪精卫极不自信地选了自己。

　　汪精卫上任后，演讲才华曾暂时令人们对他产生幻觉，他公开告诉广州军民：“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然而，统一中国需要的是武夫，而不是他这样的书生。

　　1926年蒋介石导演的“中山舰事件”，成为汪精卫与蒋介石命运的转折点。蒋介石很快夺取了党政军大权，避居法国的汪精卫反而失去合法性。

　　汪精卫和陈璧君又一次选择远走法国，对此，陈公博颇不以为然：“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回答仍然颇有书生的负气，而缺乏政客的变通，他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监禁后，陈璧君再次策划汪精卫的复出，却很快因为蒋介石被释放而宣告破产。在陈璧君的协助下，汪精卫一次次伺机反扑，又一次次无功而返，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终于将汪精卫与陈璧君引向不归路。他们都曾盘桓在权力的神坛上，却不过是民国政坛上无根的浮萍，所凭的只是自己的才华和冲劲，以及早年树立起来的威望。然而，在政治的博弈中，从来没有人能够仅凭这些浮名而进退。

隔己防稀见密房菜层悬伟领震静初菜稀摇社说糖终酒热桑励少放留树须最私逆货他载筑所星矩房景握为般预日森弄含牢奥杀亮山转早簧更耐沉精祖背找顿务盘泡泛登雨连后以么愿家忽柳侵误校注担读浓您震乳台川翻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险些等来了他理想中的死亡。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照例要合影，蒋介石却迟迟未至。此时，记者中突然冲出一名男子，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

　　死亡终究没有来临。汪精卫被抢救成功，但是嵌在背部的子弹始终无人敢取出来，这成为多年后夺命的隐患。

　　陈璧君认定，蒋介石不参加摄影，事出蹊跷，径直冲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斥：“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一向对陈璧君的骄横退避三舍，这次虽然同样深感迷惑，也只有赔笑道歉。

　　调查最终发现，行刺者孙凤鸣是曾经的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枪连连长，因政府消极抗日，决心铤而走险。然而，陈璧君还是感到不安，已经开始迷恋权力的陈璧君，劝说汪精卫辞去一切职务出国，远离这片是非之地。

　　与此同时，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对调。从前，她只是汪精卫的拍档，填补着汪精卫的性格缺陷。汪精卫可以爱惜羽毛，陈璧君则不必；汪精卫在公开场合做君子，陈璧君则负责在私下“做小人”，像一个饶舌的怨妇一样频繁地为丈夫叫屈，或者以汪夫人的身份暗示对手，汪精卫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然而，渐渐的，陈璧君从被动变成主导者，从幕后走向前台。

　　陈璧君的富家女性格，因为掺杂着政治的欲望，而愈发扩大，她像婚前一样冲动，果断，雷厉风行，与此同时，也变得更加敏感，猜忌，暴虐。她时常喜怒不定，动辄冷眼大怒，富家小姐的乖张与飞扬跋扈，被权力扭曲之后，愈发难以遏制。

　　人们开始这样记录这位“第一夫人”：“她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胃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便有六名之多，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就连宋美龄她也不放在眼里，总以为自己应该高她一筹。有时宋美龄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中有上佳表现，她免不了要打着鼻哼，讥讽地说道：她是什么东西，早年……”

　　以上种种，实在都算不得一个成熟官僚的做派，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被过度骄纵了的富家小姐。陈璧君过于轻易地被赋予了沉重的权力，无论是仰仗夫君的地位，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运气，这些权力的荣耀与枷锁，都是她难以负荷的。

　　随汪投敌，总揽全局

　　1938年，面对抗战的溃败，国民政府的两位领袖，再次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论调。蒋介石要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汪精卫则宣称：“三年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三枪。我在今天，还是主张和平。”

　　尽管蒋汪两人看似和谐地分坐着国家的前两把交椅，但11月16日，汪精卫在吃饭时突然向蒋介石叫板，两人应联袂辞职：“自从国父逝世十二余年，党国重任一直落在你我二人肩上。开始是由我主政，但我很惭愧，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后来由蒋先生主政，你同样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因此，我提议：我俩联袂辞职，以谢天下！”据说蒋介石大怒，扔掉筷子：“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一个月后，汪精卫与陈璧君飞离重庆。几天后，陈璧君在上海听人解释即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对于这份“卖身契”，她代汪精卫做了回答，“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这份卖身契并没有改变汪精卫的生活，他不过变得更加阴郁，更加不自由。这份卖身契真正改变的，却是陈璧君的生活。她的家族成员很快占据了各种重要的岗位，从广东省主席到建设部、组织部、宣传部部长，从财政厅长到警备处长，她更亲临广东，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名义控制时局，她终于从独当一面的“汪夫人”，变成了总揽全局的“陈指导员”。

　　与此同时，陈璧君更加严密地监控着远在上海的汪精卫，她将侄子和五弟任命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追踪他的动向。当彼此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爱情其实已然名存实亡，就像陈璧君手中昙花一现的权力，看似牢不可破，实则不堪一击。

　　1944年，汪精卫枪伤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一年后，抗战胜利，陈璧君被蒋介石诱捕，开始了后半生的铁窗生涯。

　　十余年的监禁，更像是一场守灵

　　留给陈璧君的判决书是无期徒刑，她却不肯接受：“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然而，她早已不是“汪夫人”或者“陈指导员”，已经不会有人还在乎她的感受，满足她的要求。

　　拘役中的陈璧君却出人意料地恢复“汪夫人”的称呼，她大声训斥所有提审的官员或者狱卒，“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我！你们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们是国民党雇佣的人，也配这样叫我？”陈璧君重又变回久违的“汪夫人”，尽管“汪先生”已经只能逗留在记忆中，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所幸，记忆永远是最可靠的。也唯有此刻，或许她才能体会到久违的安全感。这个曾令她梦寐、曾予她幸福又令她不安的男人，终于彻底地属于她了。

　　陈璧君的一生，并不是一个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命运的残酷性，只有她在监狱里度过长达十余年的铁窗岁月后，才终于能够领悟。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她始终拒绝认罪，要求还她和汪精卫以历史的清白。像许多年前一样，她仍然试图用这样执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坚贞。这场长达十余年的监禁，变得更像是一场守灵，就像徽州那些用一生的孤独换取一块牌坊的贞洁烈女们。只不过，与四十多年前身陷囹圄的汪精卫相比，陈璧君需要更大的勇气，已经不会有人在她独自神伤的时候，送一篮藏匿着深情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