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渊明到李商隐

唐诗中有一些诗是令人向往的，特别是田园诗，那份闲适与自然是很让人向往的。而诗的作者，则常常是一些隐士。他们往往有着大而高的官职，却放弃不做，他们往往有着巨大的权势，却不屑于心。他们归隐田园，久居深山，追求高尚，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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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他们的做法，我不敢苟同。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背离社会，归隐田园然后美名其曰：“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有美就有丑，有高尚就有低贱，诗人自封为高尚士也，却把官场比作“樊笼”。丢下自己的责任，归隐自得其乐，自己享受闲适安然，培养高尚情操，却置一方百姓于不顾。古人有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或许在他们归隐之前的生活中没有“国家兴亡”类似的事情打扰到他们。但是，他们诗中的中的种种，无一不在揭露着当时社会的黑暗，匹夫都有责任，何况这些“高尚士也”？然而他们却厌倦了官场，看惯了黑暗，归隐了田园，将天下百姓留给了贪官污吏，任其生活在痛苦之中。这样的人，归隐田园只为自己，还配追求高尚的品格吗？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纵然也是厌倦了官场，看尽了黑暗冷暖。但他却没有归隐，而是在浑浊中保持干净正直，尽一己之力去帮助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他的出世无疑是对避世的人的一种讽刺。从陶渊明到李商隐，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的觉悟，在我看来，还不如小小的刺史周敦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