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月夜下煮起半壶普洱

上月，香港的亚洲女首富龚如心去世，那个梳着一对大辫子、总是带着一脸莫测笑容的小女子走完了她跌荡的一生。至今，港岛内外仍溅起无穷感慨。

龚如心生命的最后八年，都深陷在与公公的财产官司中，围绕300多亿元的金钱，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撕去一切家庭温情的攻防战，所有的隐私、恩仇、算计都在这场大官司中逼现无遗。龚如心曾说，这八年间她没有一天是真正快乐的。她常年肚痛，却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痛到难过的时候，也不过“用个暖水袋就应付过去了”。官司大胜后，她才心安理得地去医院求诊，结果被确诊为卵巢癌晚期，因延误长达三年之久，癌细胞已扩散到肺、肾、肝等其他器官，寿命只剩下四个月。在龚如心的葬礼上，她的一位富豪朋友唏嘘道，“如果当年她明白自己只有八年寿命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执意地打那场官司？”

事实上，活着的人很少能够直面这些感慨，哀乐陡起，人人彻悟，转身离去，再陷红尘。只有那个瞎了眼睛的美国女孩海伦才会祈祷，“假如能给我三天光明”，我们这些天天在光明中的人却有几个感恩于光明的珍贵？龚如心去世后，围绕她遗下的千亿元遗产又呈现惊天大变数，在龚氏家族与一个神秘风水师之间即将展开下一轮剧烈的争夺。而谁又说得清楚，是非得失对于局中的人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佛家《金刚经》中有偈语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在《圣经》中，也有一句类似深意的话说：“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聚财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佛祖和基督的话，世人听了上千年，却如秋风过耳，哪有丝缕落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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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在国内接触无数企业家，他们大多少年贫寒，青年拼搏，中年富足，等到住进别墅、开上奔驰之后，却迷失在商业的大雾中。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旁边坐着一位从事地产和酒店业、排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五十名的企业家，他为了证明自己是多么的勤于工作，便举例说，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年夜饭，他的集团拥有全中国最豪华的游艇，可是他的家人从来没有上去游玩过。在他这么侃侃而谈的时候，我突然很想用话筒砸在他的头上，我很想问问他，你有没有想过妻子和儿女是怎么度过那十个寂寞除夕夜的？你拥有全中国最豪华的游艇，而自己的家人却无缘享用，那要这样的丈夫和父亲却有何趣？人类因为消费而创造物质，如果仅仅沉迷在物质的创造中，那么，现在把全世界的金山都给你，又有什么意义？我的话筒最终没有砸下去，否则倒可能“棒喝”醒一个梦中人。

在我的经验之中，企业家实在是世界上最孤独和焦虑的职业，企业越大，朋友越少，资产越多，危机越重，商业是一个功利的游戏，深陷其中，追名逐利，永无尽头。因此，我们很少看到真正快乐的企业家。2001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德罗为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写传，他记下了伊士曼在1925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工作时决定我们在世界上拥有什么，我们在娱乐时决定我们是什么。”之后，泰德罗情不自禁地评论说，“我不愿意说他爱的是生意本身，生意意味着战争。生意意味着冷酷无情，生意是伊士曼生活中黑暗的一面。” 伊士曼终生无法摆脱生意带来的压力和阴影，最后，他选择举枪自尽来结束自己忙碌而辉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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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有一个企业家开始意识到“生意是生活中黑暗的一面”，他才可能去寻找生活中另外的一面。

有一次，我与一位拥有十多亿元身家的朋友出游，在过海关的时候，前面排着一个美国中年人和他的七、八岁的女儿，因为孩子太矮小，父亲要抱起他来给海关官员看，目睹那一景，我的朋友突然之间若有所动，他对我说，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做父亲的我到底有没有抱过她。如今，我开始有点时间了，女儿却已经亭亭玉立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再也没有机会抱起她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泪光微闪，我读得出他内心的激荡。生命确如扁舟过江，一切都顺流而下，过去的风景永远不会再回来。

便是在那次经历之后，我的这位朋友放下了集团的日常事务，开始把大量的时间留给家庭。不久前，他再来杭州，我们在湖边喝茶，他说，我现在知道金钱对于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了，譬如，你有数米高的钞票，你每日所用，无非是上面的那几张，而钱能生钱，日日见涨，你一辈子所用的，无非还是那上面的几张，余下的部分，是钞票还是砖头其实毫不重要，而它们的多少实际上与你的生活也毫无干系。他说这席话的时候，清茶拂面，神情淡定，俨然已洗去大半的焦虑。

今年春天，多年观察亚洲的傅高义教授来访中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认为，三十年经济变革的成功让中国正进入百年以来最强盛的时期，对于全民来说，除了尽情享受变革所带来的繁荣之外，一个重大的考验是，中国人是否已经培养起了承受如何巨大财富所衍生出的种种精神压力和思想冲击？很显然，面对这种压力和冲击，率先富足起来的企业家群体是首当其冲的一类人。

由龚如心的去世，想到这些。在月夜下煮起半壶普洱，唤妻子一起看今年新一季的《越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