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简介：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梁启超先生在其《王安石传》一书中，对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可谓推崇备至。同样身为改革家的梁先生说：“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当然，任公之言毕竟只是一家之言。王安石生前身后所受争议之大，历史上能出其右者可能不多。王安石主要是因变法而名留青史的，在当时和其后，对他变法的正误得失就一直是政治家和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此外，其孤傲执拗、刚愎自用的性格，无疑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认识王安石，了解王安石，为人为政均大有裨益。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叫王益，当过员外郎，但去世得早。王益去世时，王安石19岁。

　　王安石父亲去世后，家道也就中落了。好在王安石不仅天赋很高，而且安贫好学。他从小就喜欢读书，有过目便终身不忘的本事。写起文章来很快，似乎不假思索，文章既成，人们读后总是赞叹不已。王安石有一个朋友叫曾巩，是个热心人，他将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读后也非常欣赏，并四处为他宣扬。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御试进士。据说，王安石本该中状元的，但其赋中有“孺子其朋”这样的话，仁宗认为这话犯忌，不可以当状元，于是判成了第四名。

　　王安石性格的孤傲与执拗，很早就表现出来了。王安石成进士时，年方21岁，放为淮南判官。按当时的规矩，王安石在淮南判官任上任满后，可以要求参加竞选馆职的考试。所谓馆职，就是指在史馆、昭文馆、集贤馆等处供职。当时有“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之说。一旦得到馆职，马上就成了名流。这名流二字，以当今的行情度之，实在不可小视。以2005年最为火爆的“超女”而言，昨天还是些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一夜之间成了“超女”，马上进入“名流”之列，于是声誉陡起，名闻遐迩；财源滚滚，利达三江。因而当时的馆职，一般人是削尖了脑袋想往里边钻的。王安石任满时不过二十六七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以他文章的名气，若试馆职岂有不中之理？这王安石就清高得很，偏偏就不去。他27岁时，调到鄞县当县太爷。那时，他的变法思想便现端倪并付之实施了。在鄞县，他修筑堤堰，疏理陂塘，方便交通，尤其是在青黄不接之时将闲置在仓的官谷借给老百姓，让老百姓秋后加息偿还，这一做法于官于民都有好处。这些利民举措，深受鄞县百姓欢迎。

　　当时的宰相叫文彦博，很欣赏王安石的。他向皇帝宋仁宗推荐王安石，说王安石这个人有本事又淡泊名利，应该越级提拔重用，而且还说，越级提拔王安石，可以遏制官场上追名逐利的不良风气。文宰相的推荐很管用，皇帝当即指示，安排王安石到集贤院做校理。对于一般人说来，有宰相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亲自出面当后台保举，又由皇帝亲自安排就任馆职，等于是坐火箭一下子就飞进了“名流”的宝塔尖里，这无异于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烧香拜佛都求不来的好事。然而，王安石又拒绝了，不去。文坛领袖欧阳修见状也掺和进来，说王安石既然不愿到集贤院，就请皇帝让他当个谏官吧。王安石居然也不买账，借口祖母年纪大家中贫寒，推辞了。欧阳修热心热肠，见王安石不愿到京城上班，又给皇帝打报告，说王安石既是家贫，肯定需要朝廷的俸禄养家糊口，还是给他个官当才好。皇上采纳了这个意见，派王安石到常州去当了个知州。直到嘉祐三年（1058），宋仁宗特召王安石出任度支判官。度支判官的职责是掌管全国财政的统计和支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吧，也许是这个职务符合王安石的胃口，这一回，他欣然赴京上任了。来到京城后，他就搞了份《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亦即史家所称的“万言书”。在这份万言书里，他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主张，但仁宗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当度支判官不久，就下令要他去集贤院上班。

　　调到集贤院去，王安石又不干了。用今天的眼光看去，王安石多次辞去馆阁下达的任命，似乎有点作秀的味道。士大夫们见他一再不干可入名流的馆职，以为他无意于仕途，很清高的，都恨不得能见上他一面。而王安石的这种态度，连朝廷都受影响，他越是推辞，朝廷就越想给他一个好差事，而且还越担心他不干。到京的第二年，让他同修起居注，他又反复推辞。内阁门吏亲自拿着任命书去给他，他干脆躲到了厕所里去。门吏无奈，只好把任命书放在他的桌子上走人了事，不料他拿起任命书追了出来，就是不肯接受。想必当时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王安石如此不听组织安排，也居然无事，放在今天，行么？后来他又给皇帝打报告推辞，如此折腾了八九回，才勉强接受了任命，皇帝让他当了个知制诰。这个官是宋沿唐制，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自然要文章写得好的人才干得了，同时又让他负责检察在京的刑狱，至此，王安石才不再提辞官的事。

王安石将他的变法理念付之于行动，是宋神宗上台以后的事。宋仁宗当了40年皇帝，其间也有过像范仲淹、包拯这样的名臣，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总的说来，宋王朝的光景是每况愈下。宋神宗上台时，兼并之风日盛，国家是越来越不景气。宋神宗是20来岁时上的台，年轻人，朝气蓬勃，想有一番作为，但仁宗和英宗给他留下的老臣，都帮不了他什么忙。他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倒能给他一些好的建议。这韩维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他的建议只要一得到宋神宗的夸奖，他就会乘机举荐王安石，说：这些意见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说得多了，宋神宗也就对王安石有了一个好的印象了。那时，王安石因母亲过世而一直守丧在家，宋神宗便下了道命令要王安石进京来。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奉召进京，来到京城，神宗皇帝即召见他，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些什么？王安石答：首先是要选择治理国家的方法。皇帝又问，向唐太宗学习可不可以呢？宋神宗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贞观之治是后来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们向往的，不料王安石并不把贞观之治十分放在眼里，回答说：何必学唐太宗呢？要学就学尧舜之道。尧舜之道，非常简便、关键、容易，只是后来的人不能正确地理解，便以为高不可攀罢了。宋神宗很满意王安石的回答，王安石进京的第二年，就让他当上了副宰相，参与执政。王安石参与执政时的朝廷，暮气沉沉，有“生、老、病、死、苦”之说。生，指的是王安石，他得到神宗赏识、委以重任时，年方49，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又决心一展平生大志，故谓之生；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已年过70，遇到事情需要表态时就哼哼哈哈，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没有一个准信，谓之老；另一宰相富弼，年65，三朝元老，见神宗重用王安石，他又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便干脆常常称病不到朝廷上班，谓之病；副宰相唐介，在王安石上任两个月后便病死了，谓之死；还有一个副宰相叫越抃，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又知道反不了，于是常私下叫苦，谓之苦。执掌政权的中枢大臣除王安石外，竟然是“老、病、死、苦”，王安石处境之难可想而知。他要推行变法，显然不能依靠这些老、病、苦的人，于是，他大刀阔斧，该退的退，该上的上，经过一番人事调整后，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推行起他的变法来了。

　　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从宏观上看，可以分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当时兼并之风日盛，青黄不接时大多数农民遭受有钱人家的重利盘剥，大姓巨贾垄断操纵市场，差役繁重，不少人家因之倾家荡产。王安石的变法，正是针对这些弊病进行的。如青苗法，就是当农民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家借钱给他们，秋收时还，年息二分。当时地方上设得有常平广惠仓，丰年时买谷储藏，荒年时平价出售，但荒年不常有，广惠仓也就常有积压，积压久了，粮食霉变造成浪费。新法将广惠仓的钱不再买谷积压，而是借给农民并收息，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是好事。现在颇为时行的“农贷”，不知是不是和这青苗法相似？又如均输法，就是将各地方对朝廷的上贡改为中央直接采购。地方上贡的货物，不一定就是朝廷需要的，而且很多地方距京城路途遥远，货物运到朝廷往往得不偿失。新法是将这些货物就地集中卖掉，然后将钱给中央，中央则按需要就近采购。又如市易法，就是为了打破大姓巨贾对市场的垄断，王安石为此设置了“常平市易司”，贱时买进，贵时卖出，既可平衡物价，又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在强兵方面，他制定了保甲法，即十家为一保，家有两男以上的取一男为保丁，保丁发给武器，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这个措施与裁兵法一道，寓兵于民，既节省了国家大量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国防需要。在育才方面，王安石和他的弟子一道，对《诗经》、《尚书》和《周礼》重新注释，并以此为教材，改组太学，扩大招生名额，不再录用只会吟诗作赋的人，而是录用懂得经世之术的人。公平地说，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不仅对当时的弊病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由此可见，他的思想确实是非常超前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官员现在玩的这套把戏，看来在我们国家是源远流长。王安石也清楚这一点，他在针对当时时弊提出的各种变法中，就考虑到了这些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会被一些基层官员篡改，因而在新法中加进了不少限制。比如青苗法，明明是规定在青黄不接之际确实是有困难的农户，在自愿的前提下向官府借贷，并明文规定地方官员不得“抑配”，就是说，地方官员不得为了搞政绩工程或为了那二分利息而强迫老百姓借贷。又如均输法，目的是由政府派出专门的官员，按国库中的需要，就近去采购货物，不再由地方直接上贡。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就指出，均输法给了一些官员特权，有人为了能把货物卖给官府就会去行贿他们。价格由他们订，他们为了中饱私囊也会把价格抬得比老百姓的高。果然，再好的政策一落到贪赃枉法的一些地方官员那里，都会被曲解，被钻空子，被利用。就如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一样，在让祖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一些从骨子里就坏透了的大小官员，置法律于不顾，也置自家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大钻改革开放的空子，不顾一切地贪赃枉法，以至罢了那么多，判了那么多，杀了那么多，但还是有人不顾死活地继续往贪赃枉法的地雷阵里跳。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起了一部分同志对“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之类的疑问。这种情况在王安石那里表现得更为激烈。他的变法在取得不少实际成效的同时，一些贪官污吏也大钻变法的空子，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弄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很不满意，于是就给反对变法的人们提供了口实，因而在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反对变法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应当说，王安石的时代，政坛和文坛上都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王安石稍前些时，有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与王安石同时的，有居官70年，其中50年出将入相高风亮节的文彦博；有三朝元老，被范仲淹誉为有“王佐之才”的富弼；有文坛领袖欧阳修；有幼时即以“司马光砸缸”救人而声名远播的《资治通鉴》总编司马光；有学富五车的大文豪苏东坡及其父亲和弟弟，等等。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人无不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然而，除老臣范仲淹自已遭遇过改革的失败，因而对王安石的评价是：“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之外，其余上述那些各领风骚的人物，全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并为此而结成了反对变法大联盟。

　　史学界曾流行过一种定式评价：王安石变法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而反对者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诸如此类。这样一来，泾渭倒是分明了，但变法者与反对者们也被强制得现代化了。试问，按此公式，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自然可以说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利益，那么那些怀疑论者和反对者们，他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的利益呢？至少，说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这样一顶帽子总安不到他们的头上去吧。其实，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以期国家长治久安；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者们，他们之所以反对变法，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竭诚为国的目的是一致的。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好比是将一座还能住人的房子拆了重修，因此他在阐述反对变法的理由时就说：治理天下，就好像房子坏了，那么就加以修理，房子不是坏到不能住人，就不需要动大手术改造，因为改造房子，必须有非常好的工匠和建筑材料才行，而目前，这两样条件我们都不具备。台湾学者陈致平先生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纯粹从立法的本身着想，而忽略了执法时在技术上的问题和人事上的障碍；反对变法的人则从实际人事上的流弊着眼，不甚重视立法本身之善，因而变法者是偏重于理想而忽略现实，反对者则是重视现实而忽略理想，加之在变法的过程中，两方面缺乏沟通，而王安石个性执拗，不愿谋求人事上的谅解与妥协。陈先生的见解值得参考。王安石的个性确实影响到了他的变法。反对者中，文彦博、欧阳修等都大力推荐过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等和王安石都曾私交甚厚。但王安石只听得进顺耳的话，以致在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大时，干脆提出不顾一切的“三不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安石为了变法公然反对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不仅将敢于对他讲不同意见的朋友全都推到了对立面，最后也失去了皇帝的支持，变法只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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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个性格执拗的人，但也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在正、野史中，有关他人品的记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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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初到京城纠察刑狱时，遇到这么一个案子：有个少年有只斗鹑，他的朋友商要不成就趁其不备抱走了，这个少年追上去将抱走他斗鹑的人杀了。开封府判此人死罪，王安石不同意，说：不经本人同意拿人东西就是盗，少年追杀拿了他斗鹑的人就是捕盗，杀死盗贼是无罪的。王安石的意见未免偏激，以今天的法理来衡量，杀人者也是有罪的。大理寺复审时认为开封府是对的，皇帝就下命令一方面赦免王安石判错的罪，一方面要他到阁门去认个错。不料王安石竟气鼓鼓地说：我本来就没有罪，硬是不去认错，可见其性格之执拗和刚愎。

　　包文正以铁面无私著称，是个正直的人。一日，他摆下酒席请了一些人来喝酒赏牡丹。包公举杯劝人喝酒时，一些平时不喝酒的人，因对包公敬畏，都起身硬着头皮喝下。劝到王安石时，他不喝就是不喝，一直到酒席散了，他硬是一口酒都没有喝。包公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以此了解了王安石是一个正直不屈的人。

　　王安石刚任知制诰时，家人给他买了个妾。王安石问那妇人：你是哪家的人，为什么卖身呢？妇人答：我男人是个当兵的，因运送粮食时出了事，家产赔完了还不够，只好将我卖了来偿还。王安石听后很同情，又问：我的夫人是用多少钱将你买来的？妇人答道：用了90万。王安石说这钱就算送你了，便叫他男人来把她领了回去，让她夫妇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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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有哮喘病，医生说需用紫团山人参治，但这药不好找。一天，有个叫薛师政的人从河东回来，刚好带有紫团人参，听说王安石需要，就送了几两来。王安石不受。有人劝王安石说：你的毛病不用这个药是治不好的。王安石一笑说：我从来就没用过什么紫团人参，不也活到现在了吗？

　　王安石手下有个叫吕惠卿的人曾对王安石说：先生您脸上有黑斑，可用芫荽洗去。王安石说，我是脸黑，不是黑斑。吕惠卿说：脸黑芫荽也洗得去。不料王安石竟笑着说：老天爷要叫我的脸生得黑，芫荽又能帮我什么忙呢？

　　有人拿了方砚台去送王安石，王安石不要。那人说：这是方好砚，只要对着它呵口气砚中就会有水。王安石笑对那人说：就是冒出一挑水来，又值得了几个钱？

　　王安石的人品，连反对他的人也称赞有加。司马光在写给他的信里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苏东坡更是赞叹王安石说：“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些在政见上尖锐对立的人们，人格上却互相如此尊重，他们的人品对于当今一些惯于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政客们，是不是绝妙的讽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