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有感

夜营的喇叭

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

我说：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

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我说：啊，又吹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说胡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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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到底是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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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