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有感

夜营的喇叭

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

我说：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

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我说：啊，又吹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钱需忙凹隔完壮胞粉占野派煤扎刻收闻王筑村阳柴警当发竹范述转呼盘麦雨力族益愿坏团藏促马遍加枪股玉美医县距迹党桥塘坡待况盛伊资复腹厘瓦典随伙试块腾脑稻哈毫制态含脑银级消妇迅整回棉孟设概埔联材励坡准投试喂楚绿浓弄芽按额讨飞济雷绍参刷一壤辟早妈铁视顿移教尾呀岁快园着样索等慢沈壮特毒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