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神秘的和尚军师

姚广孝（1334—1418年），幼名叫天禧，字斯道。祖籍河南汴梁（今开封），曾祖父随宋室南渡时逃到江南，落脚在长洲相城（今属苏州）。他出家后法名道衍，明成祖即位后，赐名姚广孝。

　　姚广孝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乡间郎中，生活虽然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姚广孝十四岁时，父亲让他学习行医，他口气十分坚定地说：“我不想学医，我愿意读书，将来争得一官半职，干一番荣宗耀祖的大事。”

　　父母认为他小小年纪，口出狂言，就没把他的话当回事。由于姚家祖辈事佛，父母决定让他出家为僧，谋口饭吃。但父母很快又舍不得了，毕竟儿子年纪还小，就这样离开父母，确实放心不下。就在父母犹豫不决的时候，姚广孝的伯父姚震之说：“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父母亲听了这话，觉得有道理，终于下定决心，把姚广孝送到了里中妙智庵，取法名道衍。从此，姚广孝成了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姚广孝出家后，却从师于一个叫席应真的道士，向他学习“阴阳术数之学”，同时还读书工诗，研究兵法。他云游四方，广交名士，精通佛、道、儒诸家之学，成了当时颇有名气的高僧。

　　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姚广孝有四个好友，分别叫高启、杨基、张羽、徐贲，这四人自比于唐初四杰王、杨、卢、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其中的徐贲，号北郭生，比邻而居的高启、王行、宋克等十人，号称“北郭十友”，均与姚广孝结为诗文好友。这些人劝姚广孝弃佛归儒，姚广孝婉言谢绝了。大约在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4年），他潜心内外典籍的学习，开始了佛、儒两家的对比与选择。在学佛访友和诗文来往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在元末乱世中，姚广孝叩钵吟诗，高谈阔论，确实不像个安分守己的出家人，倒像一个胸怀大志的书生。他渴望走元初怪僧刘秉忠的路子，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诏取天下高僧，姚广孝因一场大病而失去了应诏的机会。

　　洪武八年（1375年），姚广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一次他虽未得官，但这次赴京使他进一步交结了官宦和高僧，并增强了成就事业的雄心。

　　洪武九年，姚广孝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在那里住了四年，过着“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洪武十三年秋，他再次出游，次年“扬帆于浙江之上”。这时，47岁的他已经倚仗而行了。正当他感到“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时，在好朋友宗泐的举荐下，他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再次被选高僧进京。从此，他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

　　燕王朱棣的首席谋臣

　　洪武十五年八月，皇后马氏去世，朱元璋命令选拔天下的有道高僧来侍奉诸王，为诸王诵经荐福。宗泐是元末明初的著名高僧，当时正应诏在京，深得朱元璋器重，朱元璋称他为“泐秀才”。在他的举荐下，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召见了姚广孝。两人一交谈，竟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朱棣请姚广孝出山相助，姚广孝毫不犹豫，欣然应允。此时，朱棣就藩北平，姚广孝就跟随燕王北上，来到了北平。为了遮人耳目，朱棣让他住持庆寿寺。两人从此频繁往来，经常秘密私谈，至于谈论什么，至今不得而知。有人猜测，两人在商谈如何夺取明王朝的大权，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出，这种猜测是有根据的。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病死，皇储之位成了空缺。朱元璋晚年丧子，悲痛不已。同年九月，在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建议下，朱元璋立年仅十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指定了未来的接班人。朱允炆是朱棣的侄子，朱元璋坚守嫡长继承制，是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在皇位继承上，长兄朱标做太子，诸弟尚且纷争，年少的侄子做皇太孙，更不被诸王放在眼里，他们也难以尊奉这个小侄子为君主。可见，朱元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选择年幼的朱允炆为自己的接班人，显然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也成为朱棣日后夺权的一个把柄。

此医法摆五另灌列殖集塘蛋密择离欧粪吹李买同带担质壁塞忙族检严打野四射车扬标器普思就花述课难唐厚差次慢翻挤项俘境阴扫何摆川屋裂揭底康

　　朱元璋死后，朱棣得到消息，遂带领军队赴京奔丧。即将到达淮安时，却收到了朱允炆派人送来的敕符，让他立即返回自己的封地去。朱棣非常恼火，仍要下令过江。姚广孝赶忙劝阻说：“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诏命，反为不孝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也。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只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朱棣听从了姚广孝的建议，虽然心中不满，但还是带兵返回了北平。

　　实践证明，姚广孝的建议在当时的确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朱棣强行过江，不仅有违朱元璋的“遗诏”，闹不好还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1399年，朱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他上台之后，采纳了大臣齐秦和黄子澄的意见，大肆清除诸王，朱棣的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姚广孝立即密劝朱棣起兵夺取政权，但朱棣一直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

　　这时的建文帝一心想有所作为，他亲贤好学，大胆改革，减轻赋税，颇得民心。为了进一步坚定燕王起兵的决心，姚广孝煞费苦心，以相面、占卜等方法不断地诱导，并对当时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朱棣终于被说动了。

　　燕王决计起兵，姚广孝起了决定作用。如果没有姚广孝，明朝的历史说不定就要改写了。

　　靖难之役定天下

　　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等人的鼓动下，决意夺取皇位，与侄子建文帝决一雌雄。

　　姚广孝作为燕王的主要辅佐和谋士，不但以自己的谋略使燕王最后下了决心，而且要作各方面细致的准备，其中的练兵和铸造兵器尤为重要。

　　在朝廷严加监视和防范的情况下，大规模地练兵和铸造兵器，肯定会暴露目标。军士们整天提心吊胆，燕王也是忧心忡忡。姚广孝立刻命人买来大批鹅鸭，养在燕王府邸，并且派专人设法让这些鹅鸭整天不停地叫唤。这样，练兵和铸造兵器发出的声音，完全淹没在鹅鸭的鸣叫声中了。燕王和军士们对姚广孝的机智更加佩服了。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正式起兵。燕军一路破关拔城，来势凶猛，举国震动。建文帝急忙派耿柄文为征虏大将军，率三十万大军讨伐。燕王在姚广孝的辅佐下，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术，大破耿柄文的大军。建文帝着了慌，急忙以曹国公李景隆取代了耿柄文。十月，燕王率兵袭大宁，李景隆乘机包围了北平，筑垒于九门。

　　此时，燕王领兵在外，北平只有少量兵力，由姚广孝负责守城。面对强敌，姚广孝临危不惧，多次打退李景隆的进攻。他知道苦守孤城，势不能久，必须以攻为守，才能保住北平。于是，他乘李景隆久围松懈之际，夜间突然命军士杀出城门，出其不意，杀得明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燕王攻拔大宁后，回师北平，内外夹击，将包围北平的李景隆军打得大败而逃。姚广孝对保卫北平，保全燕王的创业基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军事实力。

　　燕王起兵三年，与朝廷各有胜负，但没有突破性进展，仅仅保住了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燕王和姚广孝敏锐地意识到，长此下去，别说夺取朝廷政权，就是生死存亡都很难预料。在这危急的关头，姚广孝不愧为一个出色的谋略家和军事家，他在总结了三年的作战得失后，提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谋，这就是：“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

　　这一奇谋的提出，燕王没有想到，建文帝更没有想到。谁敢出这样的计谋啊？谁能想出这样的神机妙算啊？燕王高兴地说：“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率兵南下，远袭京师。第二年五月，一路征战，到达长江北岸。姚广孝的这一谋略给了建文帝致命的一击，建文帝把主力派往北方讨灭燕军，没有部署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更没有想到朱棣会以弱小的兵力远来突袭。而燕王按照姚广孝的谋略，甩掉了朝廷部署在北方的重兵，在其兵力薄弱的地带穿插突进，竟然在短短四五个月中攻到长江北岸，与京师仅有一江之隔。至此，建文帝惊恐失措，无计可施，只得请求割地求和。燕王已稳操胜券，攻取京师只在旦夕，因而对建文帝的求和置之不理。六月，朱棣挥师自瓜州渡长江，建文帝派兵迎战，均告失败。燕军兵临城下，建文帝政权岌岌可危，谷王朱橞、大将李景隆等开城投降，京师遂告陷落。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朱棣进入京师，终于夺取了明朝的政权，当了皇帝，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明成祖，定年号为永乐。

　　由于史料的缺乏，对姚广孝的记载不多，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朱棣“靖难”夺位中的重要作用。清人赵翼评论《明史》编纂时说：“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这是对姚广孝的最好肯定。

　　不脱袈裟的政治家

　　朱棣即位后，姚广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宠信，马上被授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恢复了他的姓，赐名为广孝。太子少师是当时文臣的最高秩（正二品），是一个实职，由此可见朱棣对他是极为重用的。

　　明成祖和姚广孝谈话，从来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为少师，可见成祖对他是极为尊重的。为了报答姚广孝的功劳，成祖让姚广孝蓄发，姚广孝不肯；成祖又赐给他府第和两名宫女，姚广孝也不肯接受，仍然住在寺院。在朝堂上，他的衣着和身份，不仅在当时独一无二，而且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永乐二年六月，姚广孝以钦差身份前往苏湖赈济，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离别故乡二十余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了。但是，回到故乡时，他的父母均已去世。父母没有看到他的功成名就，这不免使他感到有些怅然。姚广孝带着复杂的感情，将父母的灵位放进了少时出家的妙智庵。

　　姚广孝回京后，养了一只雄鸡。每天听到鸡叫，他就起床，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这样，他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十几个年头。

　　姚广孝晚年最有成效的工作是先后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原来主持编修《永乐大典》的是解缙，解缙并没有理解皇帝编修这部巨书的宗旨。永乐二年二月，这部巨书完成后，定名为《文献大成》，上呈皇帝审阅。成祖对这部书不太满意，命姚广孝等人重修。永乐五年，这部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等内容的二万多卷的巨书，在姚广孝主持下顺利完成，并更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珍贵的古代文献，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前后有两三千人参加了这一浩大的工程，总共用了六年时间，共有22937卷，11095册，字数达三亿七千万。然而，这部珍贵的文献巨著后来大部遗失，现存的仅有714卷。

　　姚广孝在学术思想上颇有胆识。史称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因而受到儒者的鄙视。他回家乡长洲看望同母姊妹时，不但不纳，反而将他大骂一通。去访问老友王宾时，王宾不见，只远远地对他说：“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在儒家思想统治和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明代，像姚广孝这样敢于诋毁批判儒家的人是不多见的。

　　永乐九年，七十七岁的姚广孝再次受任监修官，主持《明太祖实录》的重新编修，直至他去世，大约六年多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此项工作。他不是挂名的监修官，而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这次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三修本，这是一次真正的重修，所用的时间和全书的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的修纂。但是，当永乐十六年（1418年）五月成书，朱棣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却已经在两月以前与世长辞了。

　　姚广孝一生不脱袈裟，自有他的奥妙所在。他从十四岁起穿上袈裟，但一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交接王侯，策划密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他是一位穿着袈裟的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在朱棣夺取政权以前，姚广孝是和尚；在朱棣夺取政权以后，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当和尚，因为这身袈裟为他的政治活动和得以善终做了最有效的保护。朱棣在当了皇帝以后，姚广孝作为功高盖世的元勋，处在十分微妙的位置上。姚广孝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深知“狡兔死，良狗烹”和功高震主的恶果，他不能不有所防备，这就是他不愿意脱去袈裟的真正原因。他继续当和尚，实质上向朱棣表了一个态度，表明自己对权势是淡薄的，在政治上是没有野心的。朱棣因而对姚广孝放心了，反而使姚广孝的权势和地位更加牢固，得以安度晚年，善始善终。这不能不让后人佩服他超人的智谋。

　　姚广孝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在成为达官贵人之后，并没有像别人一样大肆敛财。相反地，他保持了一个和尚的本色，视金钱如粪土，永远不蓄钱财。他曾因公干到家乡长洲，把朝廷所赐的金帛和财物都分给了宗族乡人，自己不留积蓄，这与历来巧取豪夺、搜刮民财的封建官僚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姚广孝八十四岁时病重，不能朝见，仍居于庆寿寺。成祖多次亲往看视，赐予金唾壶，并问他有什么请求。姚广孝没有请求别的，却请求成祖赦免久在狱中的溥洽。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成祖进入南京城时，建文帝不知所终。有人说溥洽知道建文帝的下落，甚至有人说他藏匿了建文帝。成祖虽然始终找不到建文帝的影子，但还是把溥洽囚禁了十余年。成祖听了姚广孝这唯一的请求后，立即下令释放了溥洽。这不仅因为姚广孝与溥洽同是出家人的缘故，而是希望通过这件事，给成祖在处理与建文帝及其诸臣的关系上作一个暗示，不让成祖滥杀无辜。姚广孝至死都没有脱离政治家的本色，实在令人钦佩。

　　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死于寺中。他希望能够按照出家人的方式来安葬自己，朱棣同意了，并停止视朝二日以示哀悼。他被依照僧制安葬于京西卢沟河畔。三十日，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并宣读了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的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