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读书笔记

钱钟书是中国四十年代著名的讽刺小说大家。人们把他称为“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钱钟书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曾留学英国，获副博士学位，后又留学法国，1938年归国任大学教授，他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前几天我拜读了他的著作《围城》。

《围城》出版于己于1947年，随即在社会上产生热烈反响，并曾一度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围城》是在一个比较宽阔的抗战背景下，来对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进行描绘的。小说采用西方流浪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以留学归来的方鸿渐的经历为主线，描写抗战爆发以后从上海到湖南后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从中央探讨人的本性，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出路等问题。作品以写实与象征相结合，写出了时代、社会的象征。“围城”既是实体的象征，即抗战环境下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围城，同时又是一个虚体的象征，即对一类文人心城的映射。

作者“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里的“某一部分社会”指旧中国混乱荒谬的病态社会。而“某一类人物”又是指在那个社会中迷惘、落寞、卑琐的病态知识分子，揭示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与国难家愁中的动摇和怯懦的基本根性。小说的主题以暴露否定病态社会为基本前提，但又具有多重意味。“结婚好比被围困的城堡，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作者在审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现实悲剧的众生相时，也揭示了现代人所处的多层次的人生困境。小说的男主人公方鸿渐所经历之处，无不是“围城”——上海滩各式知识界分子的社交圈子，内地小镇和乡村的丑恶闭塞，三闾大学的勾心斗角的灰色生活……都构成了一座座围城，不仅国家、社会是如此，家庭也是一样：方鸿渐父亲处处制约儿子的行动，方老太太经常疑心别人诱骗他的儿子；后来成为妻子的孙柔嘉柔顺之下的深藏心计……家庭社会的环境使方鸿渐感到处处有围城。方鸿渐的自身精神领域也妨碍和束缚了他冲出围城的信心和勇气。方鸿渐自身性格和顺，看出恶劣环境而不能自拔，嘴上聪明而内心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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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四个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都有瓜葛，但在爱情面前却节节败退。以至落入孙柔嘉的网里，又由合到分，他一生并没有冲出围城，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作者揭示了抗战环境下的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祖国危难之际，欲持超脱的人生态度，但却空虚难耐，又加深了人们困于围城之中这一人生含义。他们被困于生活的城里，日趋腐化，不断下沉，以至不能自拔，这就是钱钟书写这书的基本主题。

作者在书中的讽刺艺术相当杰出，因此被称为“新《儒林外史》”。他对人物隐蔽心理的发掘，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是相当突出的。加上作者广博的知识，高超的幽默技能刻画出一个又一个性格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学无术的褚慎明，走私发国难财的李梅亭，老奸巨滑的高松年，说谎到底的韩学部委员愈……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态度是尖刻讽刺的。作者又借助自己的深厚文学功底，编制出众多比喻和警句，对人物进行嘲弄淋漓尽致。

《围城》是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以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的小说，目的是力求刻画出当时某一空间某一群体的一部分人的人生面貌。理解"围城"这两个字，不能空泛地把他看作是婚姻的代名词，在某种层面上，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描写的人类的尴尬困境所采取的一些象征手法不谋而合。书中充满苦涩的笑，无奈的自我欺骗，这都是这部小说的成功所在。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所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这部作品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有十数种不同的译文在各国出版。在美国，由于夏志清的推崇，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法国的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予中国作家的话，只有钱钟书才能当之无愧。"

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他希望做个大人物，这样的性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他为自己起了最好的籍口："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话，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气吞声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也许从第—，圈"围城"建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在那个到处是"小人物"的时代，做个大人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耐的。可是他还是希望做个大人物，买文凭时，希望自己感觉光耀门楣；买了文凭，又觉得有损道德。要知道，社会上只有两种人能够混得好。

很多的人都像方鸿渐—样，有那么一点的良心，有那么—点的虚荣。他们处处做小人，又不得处处提防小人。他们也知道世道的艰险，可是并没有好好地去接纳它。他们尝试去改变，就好像方鸿渐想知道韩学愈文凭的真伪，以此找回自己的公道一样。熟不知道，人家早就设定了陷阱等他踩进去。

或许《围城》的文学价值也正在此。它写出了人们不愿意正视的，真实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