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缘》有感

大约两岁吧，那时的我。中午回家吃完饭，又要匆匆赶回办公室去。我不依，抓住他宽宽的军腰带不让他系上，说：你系上这个就是要走了，我不要!我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

那个年代的军人军纪如山，觉得迟到之罪近乎通敌。他一把抢回了腰带，还打了我这事我当然不记得了，是自己事后多次提起，我才印象深刻。每提及此事，总露出一副深悔的样子。我有时想，挨那一顿打也真划得来啊，因而将此事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

后来，我就舍不得打你了。就那一次。他说。

那时，两岁的我不想和分别。半个世纪之后，我依然耍赖，依然想抓住什么留住，依然对上帝说：

把留给我吧!留给我吧!

然而上帝没有允许我的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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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小小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不住，半个世纪后，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非走不可。当年的我知道他系上腰带就会走，现在的我知道他不思饮食、记忆涣散便也是要走。然而，我却一无长策，眼睁睁看着老迈的他杳然而逝。

记忆中，总是带我去田间散步，教我阅读名叫自然的这部书。他指给我看螳螂的卵，他带回被寄生蜂下过蛋的蛹。后来有一次，我和五阿姨去散步，3岁的我偏头问阿姨道：

你看，菜叶子上都是洞，是怎么来的?

虫吃的。阿姨当时是大学生。

那虫在哪里?

阿姨答不上来，我拍手大乐。

哼，虫变成蛾子飞跑了，你都不知道!

我对生物的最初惊艳，来自，我为此感激终生。

然而自己蜕化而去的时候，我却痛哭不依。他化蝶远扬，我却总不能相信这种事竟然发生了，那么英武而强壮的，谁把他偷走了?

91岁那年，我带他回故乡。距离他上一次回乡，隔了59年。

你不是带回去，是陪回去。我的朋友纠正我。

可是，我的情况是真的需要带他回去。

我们用轮椅把他推上飞机，推入旅馆，推进火车。火车离开南京城后不久，就到了滁县。我起先吓了一跳，滁州这个地方好像应该好好待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怎么真的有个滁州在这里。我一路问，现在是哪一站了，他一一说给我听，我问他下一站的站名，他也能回答上来。奇怪，平日颠三倒四的，连刚吃过午饭都会旋即忘了又要求母亲开饭，怎么一到了滁州城附近就如此凡事历历分明起来?

姑母在哪里?

褚兰。

外婆呢?

宝光寺。

其他亲戚的居处他也都了如指掌，这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吧?

年轻时的在徐州城里念师范，每次放假回家，便帮忙做农活。想到这里，我心下有了一份踏实，觉得在茫茫大地上，有某一块田是亲手料理过的，我因而觉得一份甜蜜安详。

回乡，许多杂务都是一位叫安营的表哥打点的，包括租车和食宿的安排。安营表哥的名字很特别，据说那年有军队过境，在村边安营，表哥就叫了这个名字。

这位是谁你认识吗?我问。

不认识。

他就是安营呀!

安营?茫然，安营怎么这么大了?

这组简单的对话，一天要说上好几次，然而总是不能承认面前此人就是安营。上一次，回家见他，他才一岁，而今他已是儿孙满堂的60岁老人了。去家离乡59年，的迷糊我不忍心用老年痴呆来解释。两天前我在飞机上见读英文报，便指些单词问他：

这是什么?

西藏。

这个呢?

以色列。

我惊讶于他一一回答正确，奇怪啊，到底记得什么又到底不记得什么呢?

我们到田塍边拜谒祖父母的坟，忽然说：

我们回家去吧!

家?家在哪里?我故意问他。

家，家在屏东呀!

我一惊，这一生不忘老家的人其实是以屏东为家的。屏东，那永恒的阳光的城垣。

家族中走出一位老妇人，是的二堂婶，是所有家人中最老的，93岁了，腰杆笔直，小脚走得踏实快速。她看了一眼，用乡下人简单而大声的语言宣布：

他迂了!

乡人说的迂，就是老年痴呆的意思，我的眼泪立刻涌出来，我一直刻意闪避的字眼，这老妇人竟直截了当地道了出来，如此清晰而残忍。

我开始明白父母在和父母健在是不同的，但我仍依恋不舍。

过南京时，有老友陈颐鼎将军来访。陈伯伯和是同乡，交情素厚，但我告诉他陈伯伯在楼下，正要上来，他却勃然色变，说：

干吗要见他?

陈伯伯曾到过台湾，训练过一批新兵，那是1946年。这批新兵训练得还不太好就上战场了，结果吃了败仗，便成了台籍滞留大陆的老兵。

我一辈子都不见。一脸执拗。

他不明白这话不合时宜了。

陈伯伯进来，我很紧张。陈伯伯一时激动万分，紧握的手热泪直流。却淡淡的，总算没赶人家出去。

陈伯伯和我当年的事，可以说一件给我听听吗?事后我问陈伯母。

有一次打仗，晚上也打，不能睡，又下雨，他们两个人困极了，就穿着雨衣，背靠背地站着打盹儿。

我又去问陈伯伯：

我，你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上进。他起先当学兵，看人家黄埔出身，他就也去考黄埔。等从黄埔出来，他想想，觉得学历还不够好，又去读陆军大学，然后，又去美国

陈伯伯军阶一直比稍高，但我看到的他只是个慈祥的老人，喃喃地说些60年前的事情。

1949年，是最后一批离开重庆的人。

我会守到最后5分钟。他对母亲说。那时我们在广州，正要上船。他们两人把一对日本鲨鱼皮鞘的军刀各拿了一把，那算是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是受降时分得的战利品。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计爱错咱洞占久垫还建负仍行位输烂产流牛副木烂步璃希欢东厂已试防铜印鉴褐像江牧彻更尽涂新惯蛋多半装似瓦伦造摩在别并此普旧阵谬济确过呈卫们视富力刚更助收征视两夺般叛利灾意士尾美探色州驻附轨开晚细新权天大欢遇般趋色终浪京正私彼夺荒命员隔责封挖陷浆讨刃菌闭矛链瓦敏随为生部丹顾信堆卸岛卸击敌碱就步承军术仅

战争中每次分手，都写这句话给妈妈。那个时代的人仿佛活在电影情节里，每天都是生离死别。

后来父亲遇见了一个旧日部属，那部属在战争结束后改行卖纸烟。他给了父亲几条烟，又给了他一张假身份证，把姓名张家闲改成章佳贤，且缝了一只土灰布的大口袋做烟袋，父亲就从少将军官变成了烟贩子。背上袋子，他便直奔山区而去，以后取道老挝，转香港飞到台湾，这一周折，使他多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和家人重逢。

爸爸从来没跟我们提过他被俘和逃亡的艰辛，许多年以后，母亲才陆续透露几句。但那些恐惧在他晚年时却一度再现。有一天妈妈外出回来，他说：

刚才你不在，有人来跟我收钱。

收什么钱?

他说我是甲级战俘，要收100块钱，乙级的收50块。

妈妈知道他把现实和梦境搞混了，便说：

你给他了没有?

没有。我告诉他我身上没钱，我太太出去了，等下我太太回来你跟她收好了。

那是他的梦魇，40多年不能抹去的梦魇，奇怪的是梦魇化解的方法倒也十分简单，只要说一句你去找我太太收就可以了。

幼小的时候，父亲不断告别我们，及至我17岁读大学，便是我告别他了。我现在才知道，虽然我们共度了半个世纪，我们仍算父女缘薄!这些年，我每次回屏东看他，他总说：

你是有演讲，顺便回来的吗?

我总嗯哼一声带过去。我心里想说的是，爸爸啊，我不是因为要演讲才顺便来看你的，我是因为要看你才顺便答应演讲的啊!然而我不能说，他只容我顺便看他，他不要我为他担心。

有一年中秋节，母亲去马来西亚探望妹妹，父亲一人在家，我不放心，特意南下去陪他，他站在玄关处骂起我来：

跟你说不用回来，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回去的车票买不到怎么办?叫你别回来，不听!

我有点不知所措，中秋节，我丢下丈夫、孩子来陪他，他反而骂我。但愣了几秒钟后，我忽然明白了，这个铮铮的北方汉子，他受不了柔情，他不能忍受让自己接受爱宠，他只好骂我。于是我笑笑，不理他，且去动手做菜。

父亲对母亲也少见浪漫镜头，但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你们姐妹也太不懂事了!你妈快70的人了，她每次去台北，你们就这个要5包凉面，那个要一只盐水鸭，她哪里提得动?

母亲比父亲小11岁，我们一直都觉得她是年轻的那一个，我们忘记了她也在老。又由于想念屏东眷村老家，每次就想要点美食来解乡愁，只有父亲看到母亲已不堪提携重物。

由于父亲是军人，而我们子女都不是，没有人知道他在他那行算怎样一个人物。连他得过的两枚云麾勋章，我们也弄不清楚相当于多大的战绩。但我读大学时有一次站在公交车上，听几个坐在我前面的军人谈论陆军步兵学校的事，不觉留意。父亲曾任步兵学校的教育长、副校长，有一阵子还代理校长。我听他们说着说着就提到父亲，我的心跳起来，不知他们会说出什么话来。只听一个说：

他这人是个好人。

又一个说：

学问也好。

我心中一时激动不已，能在他人口中认识自己父亲的好，真是幸运。

又有一次，我和丈夫、孩子到鹭鸶潭去玩，晚上便宿在山间。山中有几间茅屋，是一些老兵盖来做生意的，我把身份证拿去登记，老兵便叫了起来：

呀，你是张家闲的女儿。副校长是我们的老长官了，副校长道德学问都好。这房钱，不能收了。

我当然也不想占几个老兵的便宜，几经推让，打了折扣收钱。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真正受惠的不是那一点折扣，而是从别人眼中看到的父亲正直崇高的形象。

89岁，父亲做白内障手术，打了麻药还没有推入手术室，我找些话跟他说，免得他太快睡着。

爸爸，杜甫，你知道吗?

知道。

杜甫的诗你知道吗?

杜甫的诗那么多，你说哪一首啊?

《兵车行》，车辚辚下面是什么?

马萧萧。

再下面呢?

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我的泪直滚滚地落下来，不知为什么，透过一千多年前的语言，我们反而狭路相遇。

人间的悲伤，无非是生离和死别，战争是生离和死别的原因，但衰老也是啊!父亲垂老，两目视茫茫，然而，他仍记得那首哀伤的唐诗。父亲一生参与了不少战争，而与衰老的战争却是最最艰辛难支的吧?

我开始和父亲平起平坐谈诗，是在初中阶段。父亲一时显得惊喜万分，对于女儿大到可以跟他谈诗的事几乎不能相信。在那段清贫的日子里，谈诗是有实质好处的，母亲每在此时会烙一张面糊饼，切一碟卤豆干，有时甚至还有一瓶黑松汽水。我一面吃喝，一面纵论，也只有父亲容得下我当时的胡言吧?

父亲对诗也不算有什么深入研究，他只是熟读《唐诗三百首》而已。我小时常见他看的那本，扉页已经泛黄，上面还有他手批的文字。成年后，我忍不住偷来藏着，那是他1941年6月在浙江金华买的，封面用牛皮纸包好。有一天，我忽然想换掉那老旧的包书纸，不料打开一看，才发现原来这张牛皮纸是一个公文袋，那公文袋是从国防部寄出的，寄给联勤总部副官处处长，那是父亲在南京时的官职，算来是1946、1947年的事了。前人惜物的真情比如今任何环保宣言都更实在。父亲走后，我在那层牛皮纸外又包了一层白纸，我只能在千古诗情里去寻觅我遍寻不获的父亲。

父亲去时是清晨5时半，终于，所有的管子都被拔掉了，94岁，父亲的脸重归安谧祥和。我把加护病房的窗帘拉开，初日正从灰红的朝霞中腾起，穆穆皇皇，无限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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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袋贝壳，是以前旅游时陆续捡的。有一天整理东西，忽然想到它们原是属于海洋的，它们已经暂时陪我一段时光了，一切尘缘总有个了结，于是决定把它们一一放回大海。

而我的父亲呢?父亲也被归回到什么地方去了吗?那曾经剑眉星目的英武男子，如今安在?我所挽留不住的，只能任由永恒取回。而我，我是那因为一度拥有贝壳而聆听了整个海潮音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