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心理畸变

摘要：张爱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成名，是当时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她为女性书写了重重的一笔。她对那种新旧时代的女性命运极为关注，对女性的心理挖掘极为深刻，对女性的心理痼疾进行拷问，冷静地剖析黄金枷锁和情欲压抑下扭曲变形的人性，展示了“家”中异态的亲情关系。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心理的畸变与时代变迁、观念混杂、金钱欲膨胀和情欲被压抑有着直接的关系，阐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无奈。

关键词：女性 心理畸变 时代变迁 观念混杂 金钱欲 情欲

张爱玲于4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在当时的沦陷区上海，愁云惨淡的市民生活中，她的名字却风靡大街小巷。张爱玲是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在我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她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张爱玲系出封建贵族世家，祖父张佩伦乃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之女婿，由于父母早期离异，张爱玲在家里并没有得到多少的亲情。在这种家庭背景下，不幸的早年生活，使她过早成熟，使她对男权统治下的大家庭女性的不幸命运有着透彻的了解，使她能够用一种超然、冷漠的态度展示着封建大家庭内部摆不脱男性的奴役支配女性的血泪史。她以犀利的笔锋毫不留情地捅开沪港两地半新半旧的家庭的天窗，让人们看清生活在这里的男女组成的两性世界的虚伪真相。张爱玲在作品中突出描写了一批民国时期残存着的女奴形象，她笔下的女性骨子里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具扭曲的灵魂。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心理畸变的原因和过程。

一、时代更迭、观念混杂，造成女性畸变心理

张爱玲创作的小说时代背景大多是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和新旧交替的时代。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新的社会制度还没有正式形成，封建专制制度、封建家长制度、封建婚姻制度等在人们生活的环境里还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些制度所附丽的封建思想早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柢固，所以，它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乃至各个角落，封建性的因素对人的价值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上海又是一个开放型的大都市，外来文化首先从这里侵入，资产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也是从这里涌入，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产生的内在矛盾力就推动着人们滑入更深的生活漩涡，走向腐化和堕落。这样的时代，女性深陷在封建礼教和人性压迫的窘境中，女人的爱是浅面的，谋生才是“爱”的本质，正是由于封建意识的侵蚀、性的压迫和金钱的异化作用，使得女性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 。

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最具代表性的，刻画一个戴着金钱枷锁舞蹈的女人，一个戴着封建镣铐挣扎的女人；像一个充满病态的灵魂、一株渗透毒汁的罂粟花，她以其凄艳和狰狞风姿给人一个措手不及，是让人怜悯还是让人憎恶？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床不起的骨痨病患者。七巧虽出身平民，却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于一个废人，这就注定了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就连下人也瞧不起她；无助、无依，让她苦楚不已，疼痛不已，孤独不已，内心承受着怨恨与愤怒。后来丈夫和婆婆相继死后，姜家瓜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大家族的桎梏——一把金锁。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经济压力，可是她过得并不如意。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骗财的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儿女长大要成婚出嫁了，可是七巧偏要和儿媳过不去，终于气死了儿媳；女儿三十岁了仍未婚嫁，好不容易找了对象，七巧偏从中破坏。最后，这么一个不幸的女人终于在郁郁中死去，结束了她不幸的一生。曹七巧，作为一个正常女人，本有可能拥有真正的爱情，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在那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年代，女性没有经济能力，没有社会地位，她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低微的出生，在封建大家庭里谈何立足？生活在尔虞我诈的大家庭中，没有任何人真正关心她、疼爱她、同情她，丈夫又是一个“废人” ，她没有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依靠，就像一叶飘浮在大海里的扁舟，没有方向，只得用争钱夺利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她作为妻子，没有得到爱情；作为儿媳，没有得到婆家人尊重；作为母亲，她对孩子们所谓的“爱”是想在他们身上得到心理的满足。对曹七巧来说，生活在这个无爱的大家庭里，她感觉到生命在沉沦与消逝；感觉到亲情、爱情离自己是多么地遥远；并且让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自己的小家。生活的无奈迫使她渐渐发生了蜕变，一步一步走向了变态，使她不能正确理解幸福与爱情，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幸福和爱情的扑杀者。女儿长安的婚姻被她设计破坏，儿子长白的婚姻也屡遭她的离间；她成为孤家寡人，她需要儿女的陪伴，她的儿女也一同成为孤家寡人，离开了常人的生活。曹七巧的一生是女性生涯中最苍凉的一生，她几乎扮演了双重角色，是被害的女奴又是迫害女奴的奴隶主。这种非人非鬼的女奴生涯已经演进了几千年；却并没有谢幕，于是张爱玲在小说的结尾处写出了给人以无限启示的句子：“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巳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

《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处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大上海，少女曼桢和同事沈世均相爱了，姐姐曼璐因父早逝而做了舞女养活一家人，在风尘中拣上了投机金融的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嫁给祝鸿才，她不求锦衣玉食，但求一个归宿，一个安稳，可是命运却再一次捉弄了她。早就对曼桢有非分之想的祝鸿才发财后更加放肆地玩女人，而色衰爱弛的曼璐求生的本能促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曼桢，希望借此栓住鸿才的心。曼桢被关后，曼璐对找上门来的世均说，曼桢嫁给了曾是自己未婚夫的张豫瑾，以此断绝了世均的念头。曼璐在父亲——家庭的顶梁柱倒塌后，出去当舞女承担起一家老小六口人的生活重担，本应赢得大家的同情，可后来却成为妹妹幸福的“拦路虎” ，成为一个“恶人” ！是什么原因导致曼璐对亲情的冷漠做出为人所不齿的事呢？我们从小说中看到，当弟妹逐渐长大了，妹妹曼桢也找到了工作，曼璐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所谓的“家”倒是有了，并且竟然发了财，可丈夫不是一个规矩的人，她害怕失去他，失去这个好不容易才拥有的所谓的“家” ；此时她觉得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想当初为了这个家，在当时的大上海，靠一个弱女子找份正当的工作养一大家子谈何容易，不得已当了舞女，而后当了暗娼；自己为此失去了爱情，身心也受到了摧残。现拥有一个安稳的小家也是一种奢望，于是她的心理慢慢开始失衡。尤其是看到妹妹曼桢在自己的扶持下，现在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人真正关心、爱护她，而且自己当年的未婚夫也喜欢她，现在的丈夫心仪她；此时曼璐对社会的无奈和憎恨全部转变成对妹妹的嫉妒和愤恨。姐姐曼璐为了稳住丈夫的心，为了能保住这个家，竟然听从母亲那一套“妈妈经”——借腹生子，设计用妹妹的姿色与贞操作为代价的帮凶。她为了自己的利益，良知也丧失了；其结果她不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相反，自己却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绝境。“阳光正照在曼璐的遗像上，镜框上的玻璃反射出一片白光，底下的照片一点也看不见，只看见那玻璃上的一层浮尘。”

镜框里的照片连面目看不清，固然是因为玻璃的反光；但张爱玲这样的描写，也是颇有用意，引领读者去思考曼璐的这一生，虽然曾活过，可是在没有灵魂的状态下苟活，活得轻飘飘的，死得也是如此，只落得个“一层浮尘”。 曼璐由一个受害者逐渐演变成一个扼杀别人幸福的“凶手” ，是无爱的社会导致的。在那个“拜金主义”的年代，女人没有经济基础，没有社会地位，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是一个玩偶，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使得女人不择手段保护自己所谓的“利益”。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上海姑娘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对于好吃好穿好玩这些普通女孩子所憧憬着的一切的迷恋，是止不住的物质欲望使她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抵抗不了物欲的诱惑，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对于葛薇龙来说，投奔到香港姑妈家，姑妈的家就是一个“鬼气森森的世界” ，要想在姑妈家里能生活下去，她不得不听从姑妈的安排，导致她变成了一个用情、用色、用机巧的成熟“女人” 。正因为这无爱的家、这畸变的家产生了畸变的“人” ，同时畸变的“人”又延续了畸变的家。

作者通过这些作品揭开了病态社会的一角，展示温情下的“作秀”，亲情下的酷虐，爱情名义下的交易。她笔下的“家”是畸形的、破碎的，不论是《金锁记》中的封建大家庭，还是《十八春》中平凡的人家，小说里的人物都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生命散发着古朽根基上汲取的都市社会浓重的铜臭气息，都生活在一个没有“温情”的环境中，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以金钱为纽带的关系，家此时成为了自私所在。“人人都关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她撞破了头也撞不出来。”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中诸多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不是毁于家，就是被家所遗弃而毁于家外，家与她们密不可分，可家从不是提供生命活力的一方圣土。

二、金钱欲膨胀导致人的畸变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被金钱欲与情欲异化的女性。由于性爱和情感的空缺，人性中的负面因素潜滋暗长，发展为对金钱的变态追逐。这是一个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滋生的女人，也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枷锁中的女人，是一个由金钱的牺牲品沦为金钱的奴隶、一步步丧失了人性的女人。曹七巧与姜二爷的婚姻并非良缘，而是以曹七巧的青春、健康去换取姜家的地位和金钱。贪婪的兄嫂把她当作摇钱树卖给了高门大户的姜家，在姜家受尽奚落。因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废人” ，没有能力支撑起这个家，更没有能耐出去做官赚点钱使手头活便些，她不得不为自己以后的生活着想。于是，当丈夫和婆婆相继死后，曹七巧只有靠争夺夫家财产为将来打算。 曹七巧的人格变异是有其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的，她的变态行为的形成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当时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为她首先是一个被买卖婚姻制度迫害的妇女，但明明知道婚姻是陷阱，是带着黄金枷锁的监牢，她也愿意往里跳，因为她喜欢金钱，所不同的是她一边陷落反抗，一边挣扎报复，对金钱疯狂的追求使得她成了既残缺又畸形变态的女性形象。曹七巧一生戴着封建的镣铐，披着沉重的黄金枷，压抑着情欲，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从此后，她失魂落魄，变得乖戾，残忍，开始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报复周围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女。正因为曹七巧的生活中有了强烈的金钱意识，而又无法摆脱封建婚姻制度，才使她把封建吃人者的本性和现代物质生活欲望扭结在一起，迸发出比封建时代更强大更可怕的能量，疯狂地毁掉了自己，毁掉了别人。但是，她最后无法平衡那种病态残缺的心理，戴着黄金枷锁老此一生。在曹七巧的身上汇集了所有女人的缺陷与不幸，这是一段令人痛心的血泪史，也是一段令人作呕的丑史。由于长期封建文化的浸淫，像七巧这类女性意识早已僵硬变形，最终没能救出自己。

作者在《怨女》中同样也塑造了一个被金钱欲异化的悲剧女性——“麻油西施”银娣。她和曹七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是她更侧重“怨” ，没有七巧的泼辣劲。《怨女》的女主人公银娣也像芸芸众生一样，逃不脱人生困境。她自幼父母双亡，在兄嫂家长大。她本是“麻油西施” ，年轻美貌，却因兄嫂贪钱而耽误了婚事。银娣自觉地拒绝了外婆介绍的药店的小刘，而选择了有钱的姚瞎子。按理说，如果银娣一再坚持，兄嫂也不会强迫她与姚瞎子成婚，因为以前银娣曾成功地抵制过兄嫂包办的婚姻。在姚家与刘家两桩婚事中，她也进行了深思，但最后，因为“没有钱的苦处她受够了”，她自觉自愿地选择了有钱的姚瞎子。而因为出身低微，银娣的喜事办得冷冷清清，回门也一拖再拖；老太太对她冷嘲热讽，妯娌们也对她横眉冷眼；就连佣人们对她也是挖苦、顶撞；三奶奶丢了首饰，明明是三爷偷的，人们却首先怀疑银娣…… 小说中的银娣为了怕过穷日子而选择了瞎丈夫，而嫁了后却因自家地位低微而备受奚落和欺负，可见金钱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占非常重要地位，人人都成了金钱的俘虏。银娣在这样的境况下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变成了小奸小坏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庸常之辈。《怨女》充分地体现了女性在经济压抑下的恐怖与无奈。

三、情欲被压抑导致女性心理畸变

历史的重负，现实的挤压，使女性的心灵扭曲变形。无爱婚姻如一把锁，锁住了女性活生生的欲望，当这种欲望不能通过正常方式来满足时它便转了方向。《金锁记》把女性的情欲异化、生命的隐秘揭示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性意识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人格发展的必经阶段上的表现。性意识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人格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然而，曹七巧生活在“灭人欲”的文化背景下，生活在一个对性讳莫如深的年代，封建婚姻、伦理道德、金钱枷锁剥夺了她作为一个正常女性满足“性”和“欲”的权利。曹七巧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性欲不可遏制地发泄出来，变相地“为非作歹” 。情欲欲速则不达的压抑并没有使曹七巧的自然欲望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刺了她的性心理。她以一种更加疯狂的施虐行为扼杀了儿女的情爱，在他们重复自己的悲剧中获得快感。曹七巧由一个被侮辱者变成了一个乱伦的荡妇，妒忌的母亲，虐待狂婆婆，这是一个被毁灭的女人的故事。她让新婚的儿子通宵达旦陪她烧烟泡，打听儿子媳妇的床地之事；又在牌桌上公布媳妇的隐私，羞得亲家母涨红了脸，媳妇几乎发疯，她却得到了发泄式的满足。这是她长期的性压抑造成的心理畸变，即潜意识中的乱伦意志。“这些年来，她的生命中只有这一个男人” ，“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这样想着，就“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地轻轻踢他的脖子” ，[4]潜意识里把儿子当作自己渴求的男人来看待。然而她必竟是一位母亲，只能通过打听“隐私”折磨儿媳来满足邪念。因为情感缺失，曹七巧也不让别人得到幸福。干涉儿子的私生活，给儿子娶姨太太，两个年轻女性被她折磨而死。对女儿长安更是绝情，她也用这样施虐扼杀了女儿的爱情，断送了女儿的婚事。

当曹七巧在心理上扮演一个“施虐”的性角色时，在她的肉体上正经受一个正常女性最痛苦的“受虐” ，这种蹂躏的快乐已完全接近了病态的自虐。她虽也曾挣扎，但更多的是认同生命的荒芜。她把自己幽闭于家中，在家中建立起一个疯狂的世界。就像儿媳芝寿所说：“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 。[5] 晚年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不断地和自己儿女斗争，其实正是她一生情欲被压抑的反映。她故意气死儿媳，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她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因此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这正是因为她没有得过幸福的性生活；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因为她对男人已经是一律敌视的态度，因为她就是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欺骗，这是心理变态。性的压迫是违反人的生理的自然规律，也会造成人的抑郁、绝欲，使禁欲者的性格扭曲，变得暴戾、孤独、残忍、多疑、行为乖张等。曹七巧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钱、情欲这三重枷锁之下，疯狂地变态和扭曲，变成恶人。

《怨女》也是一部渗透着情欲方面等原因被压抑揭示女性所受外部压力导致心理畸变的小说。低微的经济地位使银娣矮人三分；情欲又把银娣折磨得死去活来。情欲本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而不是奢求，但银娣的这点基本要求也不能满足。被金钱绑在一起的银娣与二爷没有感情，于是移情于三爷。在给老太爷做阴寿与三爷相遇时，她豁出性命来寻求爱情的满足，但三爷却在关键时刻权衡利害，使银娣的愿望落了空，并受到更深的伤害——银娣因怕别人抓住把柄，联想到平日婆家人的尖刻、歧视，她充满了恐惧，巨大的压力迫使她选择自杀。

这不是壮烈的殉情，而是强大外部压力下的无奈，它显现了生命的悲凉。虽然自杀未遂，但这情欲引发的折磨又影响到下一代身上。后来，三爷因爱情恩怨而报复银娣，他得不到她，就去挖她的心头肉———儿子玉熹。三爷教玉熹抽大烟、逛妓院，伤透一个母亲的心。小说中描写当银娣和三爷单独相处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看到一身死气的二爷，她感到无比的压抑和失落，怨气冲天，他把二爷的念珠一只只夹破，足见其怨愤之深。当银娣到庙中为老太爷祝阴寿，她盼望见到三爷而没有见到时，她把怨气撒在手中的孩子身上，“她把孩子抱紧点，恨不得她是个猫或是个枕头，可以让她狠狠地挤一下” 。

后来，她又虐待儿媳，为亲戚倒霉而幸灾乐祸……这些深积的怨变成了恨，银娣用畸形的方式反抗，但这反抗是这样的软弱无力；更可悲的是，在如此软弱的反抗后面，银娣又回到了屈服：她发泄的只是怨气，无损于任何人的一根毫毛，而到头来，她还是一无所有，满目荒凉。银娣的变态心理，被张爱玲描绘得入木三分，苍凉无比，同时也道出人类自身的弱点是构成人生困境的重要原因。《怨女》通过女性外部压抑、自我压抑和怨而无奈，突出了人物命运的悲凉，道出了张爱玲“最想说的话” ，即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张爱玲不重飞扬、热闹的一面，而重“人生困境” 、“人生苍凉”的一面；对人，张爱玲更关注 被忽略的普遍的人性——物欲与情欲；对女人，张爱玲更重视揭示女性自身软弱、不愿自拔的一面；为的是引导人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人生的困境，进而奋进、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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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好像爬满了虱子” 。张爱玲对爬满虱子的女性的揭示达到了当时其它女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由于她自身的身世及当时的环境影响，她对人性人类文明怀着深深的失望。通过对饮食男女的描写，展现了现代人尤其是女性心灵的千疮百孔，从她的作品中透着一股深入骨髓的荒凉与绝望。特别是透过《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我们可以洞悉那一代人精神素质的复杂性和由这些复杂可怕的人际关系编织成的社会网络深刻认识那个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和百态人生。

总之，张爱玲小说是一种悲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的感叹！时代、国家、革命等一切的大题目都被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社会的波澜是遥远而短暂，长久的是那些平凡的悲欢，其间的曲折、跌宕才是生命的底蕴。正如作者所说，她作品里的人物“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却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尤其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张爱玲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个女人，她给予她的更多是生活的无奈，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艰难境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打破了传统爱情悲剧的深层结构，以“爱情”的世俗性消解爱情的神圣性、纯洁性，以女性视角观照女性。她站在女性的立场审视女性自身意识，将其笔触伸进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最深处，揭示了中国广大妇女依附男权的“原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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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张爱玲著 《张爱玲精选集》第二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版

[2] 张爱玲著 《张爱玲精选集》第四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版

[3] 刘锋杰、薛雯、黄玉蓉著 《张爱玲的意象世界》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4] 张爱玲著 《张爱玲精选集》第二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版

[5] 张爱玲著 《张爱玲精选集》第二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