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得秋毫见倪端——《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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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得秋毫见倪端——《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000字：

《万历十五年》自出版以来长盛不衰，作者通过释例来主张他的“大历史观”—“从技术上的角度来看问题”。我所理解的“技术”，在此更多的是指史学家要有见微知著的素养，透过事件人物表面来抓住宏观内在的联系，并且把他们置于一条延长的历史线上，通俗点讲，既是“前五百年，后五百年”。正如作者所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大历史观，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隐蔽，尤其不能闭门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首辅张居正：

全书以万历十五年谈起，又以万历十五年结束。全书采取纪传体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六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各自在大明朝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在这个大体制下求全也好，刚毅也罢，都各自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

首辅申时行：

普通大众对历史的了解，大都还是停留在演义这个层面上，从较早的说书戏曲等传统形式，到现在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给国人输送了基本的历史常识，让国人了解了基本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评论《三国演义》“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上>）这种演绎，塑造了古来多少完美的历史人物：包青天，诸葛亮，刘墉，关二爷，海瑞，张居正…….可是他们都是人，有血有肉有思想。每个人不可能尽善尽美。正如黄仁宇向我们所展示的六个历史人物各自在大体制下探索着……

海刚峰海瑞：

朱翊钧作为一国之君，也是少年天子，十岁登基，往上数三辈皇帝都不作为，自然对其寄予了厚望，聘请最好的先生，一切都是严格的规划，早年勤政也出现了中兴之治。虽贵为天子，却一切不在禁锢之中，立储封后皆遭大臣反对，再加上对他有终身影响张先生后来的人设坍塌，万历皇帝也逐渐明白，既然意不由己，又无法改变此格局，便只好采用老子的“无为”，以无为来作为抵抗，则出现了后来的怠政。

张居正既是帝师，首辅大臣，权倾朝野，十年新政，协助皇帝出现万历中兴，确实更不可能功不可没。可他这改革却也只是缝缝补补，只是局部整顿，并未涉及政体。死后却遭到了文官们的攻击清算，落了个抄家的下场，其政治报负及成果也随之东流。凭借个人喜好对官员进行升迁贬黜，读后感要求皇帝节俭自己却奢侈无度，税收强制违背了本朝标榜的仁厚精神……这些都给文官们留下了把柄。其内因还是触及了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申时行一半由于性格的原因，一半由于前车之鉴，采取折中妥协的方式，只想达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这一低标准。作为二任首辅大臣，申时行明白，这个队伍要站在百官那里，皇帝一人孤掌难鸣。而首辅的职责，也包括调和群臣和百官的关系。他也以委婉巧妙的方式，成功劝止皇帝亲临内操，他也不计前嫌，对张居正风波弹劾自己的人还有的建议晋级。他也任用贤能治理黄河,这些都符合群官的意愿。可就偏偏立储之事没有拧过皇帝而违愿群僚，最终也被弹劾垮台。海瑞三起三落，本身是真正刚正不阿，清的见底。以致于总督胡忠宪向人告知海瑞为给母亲过八十大寿特意买了二斤肉！他熟读圣贤，他也的确一生在身体力行，也容不得整个国家和社会违背仁义。他曾抬棺冒死谏帝，他也提倡朱元璋那一套剥皮充草的极刑来惩治贪官。他的“怪僻而执拗”，他的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终究也造成了他的孤独，他的孤立无援。从帝到卿，皆对他既赞又惧，害怕触及自身利益。以至于给他安排闲职。既然为臣没有什么把柄让他人抓得住，那大臣们又只好在他的为夫为孝上作文章。他的家庭却不和睦。前两任妻子因婆媳不和而被休，第三任死的不明不白。

忠孝皆是道德问题，更是明王朝治国的理论支撑，而海瑞于忠则清，于孝却有瑕疵。凭借一人的力量，终究难以改变得了什么。而海瑞除了是与当今反腐倡廉的第一榜样，我想，另一点，他更是一个参照物，当这种极端的人物出现时，那么整个社会就有大问题。戚继光作为一代抗倭将，他不像海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乃是一个实干家。他只在自己的所可控的权利之内进行革新，也还算没有触及整个文官利益，（虽触及了某些武官的利益，但武官的话语权还是小）操练了一支有名的戚家军，保得金瓯不缺。但他却也私贿过张居正，以致在清张运动中遭参核革职。李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反儒却内心还是崇儒，批评耿定向等人不道义，却又不得不依赖他们而生活，发现道德虚伪，世人大多阳奉阴违，却发现自己也难以避免……他的内心矛盾，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映。可惜他又太清楚了，以至于触及了传统的道德根本，被社会视为“异端”，看太清也最容易痛楚，以至于“七十老翁何所求”，在狱中用剃头刀自刎。

“异端”李贽：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经去世，但朝廷还是张居正的影子。这一年虽表面风浪静，实则大厦将倾。这六个人，都看到了整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也都求索着试图改变什么，可惜他们所面对的是整个文官集团。而文官的两面性，表面上标榜德道仁义，可他们却深谙仅凭仁义难以立足，需有阴阳两个方案方可以生存。但无论是他们六个人，还是整个百官群僚，无非是一个是想逆，一个是想顺，只是表现的方式各有不同。这都能反映整个封建体制下的致命的劣根性，只是这个历史惯性又延后了几百年，清王朝与明王朝本质上也无二致，照样有张居正似的曾李左张，却无法挽狂澜于即倒。一个大主因就在于他们主以道德礼仪，辅以法律条文来治国。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反思，再加上中国的这种孩童心态的国民性（王按：笔者拙言以弊之，盖国人需要有约束，自制性差”），我们还是要采取这个法治与道德的双路线，只是这个主次问题，要与古人调过来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