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2000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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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英国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A.Kuhn）的代表作，影响力巨大。全书主要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等文献资料。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叫魂》有三大典型特征。一是有丰富的文案资料作为依据，二是围绕中国传统封建官僚制度的核心问题有系统的论述，三是与学科有关研究进行了深刻对话。

一、故事经过

第一章至第八章基本上是围绕着故事发展的主线在逐步展开论述，一边阐述事件的经过，一边论述事件的因果关系。

第一章题为《中国窃贼传奇》基本上是交代了故事的起因。虽然行文不是十分明朗，需要读者耐着性子去读才能渐入佳境，产生角色代入感，被故事的内容所吸引。这也是本书作者的一点智慧之处，他很好地运用了故事的效果，却又不失学术的思考。

故事的起因就是德清县的石匠遇到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找他帮忙叫魂。沈士良不堪自己侄子的苛刻暴戾，想找吴石匠帮忙，让他在打木桩入河的时候，把写有侄子名字的纸条放在木桩顶端，一边打木桩一边呼喊其侄子的名字。沈士良认为这样就能吸走其侄子的精气，让其生病甚至死亡。这是一种传说，因为有的石匠会凭借这种方式找到力量，将木桩打得更结实。

然而沈士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农夫告发。只是，如作者所说，“然而，妖术问题给吴石匠带来的麻烦却并未就此结束。过不多久，他就会被卷入一场公众歇斯底里的大爆发中。”与之类似的还有萧山的和尚被误以为是叫魂者被抓到官府的事件，胥口镇的和尚以及苏州的乞丐都遇到类似的事情。

其实，作为读者的我们其实都能够判断出来，这就是一场闹剧，毕竟这些封建迷信的说法只需要加以约束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然而，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社会与政治环境下，叫魂带来大恐慌无疑就有其背后值得让人思考的其他原因。

第二章题为《盛世》，交代了社会环境因素。孔飞力指出了几个社会因素。其一是人口增加，其二是市场和商业的繁盛。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特殊的人口流动——向外流动和向下流动。这是地区资源不平衡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所以，有一部分人生活艰难，开始游走于乞丐和没有度牒的僧人之间。但是这两个身份，在社会上是有污名的。一个因为肮脏且讨人厌不受人们欢迎，一个是因为离神秘信仰以及死亡较近也不太受欢迎。因而当这部分人四处游走的时候，加上之前的一点妖术恐慌，就使得故事进一步发酵。

演变到后来，头发的发辫以及衣襟都成了妖术的对象。然而，不巧的是，发辫正是清朝对整个国家宣示权威的一个重要场域。清朝建国之初，对所有人的发型都有要求。

当妖术案件频发，逐渐传到帝国统治者弘历，即乾隆皇帝耳中时，故事就有了另一条线索——官僚体制。在第九章《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中，作者开始将全书重要的观点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官僚制度的运行需要一套常规权力，而皇权属于一种专制权力。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清朝已经发展出较为成熟的官僚体制，其常规权力在我看来也是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故而，如何保证专制权力就是一种政治智慧。

当叫魂案件传到弘历耳中，恐怕他自己也知道这种事情本身是可笑的。但是，为了借此做点文章，他要求下面的官吏严格查办，一定查出事情的真相。以至于后来，在山东省的推动下，乾隆认为是有人在背后操纵想要动摇清朝的统治。直到后来，一系列案件都被证明是当事人屈打成招，杜撰了自己罪行，这一系列查案过程才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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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乾隆正好借此机会严格惩罚了各层官员，因为它们办事不利。这就是政治罪的功能——巩固专制权力，压制常规权力。

二、核心思想

回过头来，全书正文第一句话：“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中国步入悲剧的近代是有自身的原因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但是孔飞力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中，专断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扞格不入，而是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因此，他把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因而，政治罪就是那种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它们是超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在我看来，这就是在给皇帝的职位寻找一个职能定义。只是，所谓政治罪给了皇帝极大的自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陈谦，刘昶，2011）。

旧中国的官僚制度，让各个层次的人们都饱受其害。所以，一些进步的精英阶层一旦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和对整个文化传统的政见乃至于救国的方略时，都会受到这种君主官僚制的影响。全书最后一句话“——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的意思就是，一旦有新的思想和看法要动摇这个体制，就会沦为政治罪，从而变成这种官僚体制的攻击目标。这种看法是我自己总结的，孔飞力只是含沙射影地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一小节的标题是“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我想这个标题的含义就是，对待这个制度并不是韦伯所设想的那样，必然会逐渐走向理性，实现完全的理性的官僚体制，而是一个长期处于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和平共处的状态。

三、反思

如果将这个制度在历史上再继续往前追溯，我们也许会看到，自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的社会思想就为这种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和平共处的状态埋下了种子。所谓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治世带来和平，“国泰民安”就是终极的政治理想。借助梁漱溟的词汇，中国文化是向内用力的。因而，只要一国之内能够相安无事，有序运行，便是至高境界。

放眼今天，我们将这种思想用到全球治理上来，就诞生了“命运共同体”这种颇有智慧的和平外交之道。这是一个隐形霸权与全球和平发展两种对抗力量下的产物。恐怕，所有威胁人类命运的事件，都将被定义为类似“政治罪”的罪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