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民族的大众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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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坎伐壇兮，置之河这干兮----“”伐木者一边砍着树，一边唱着歌。中国文化就这样诞生了，诞生在老百姓的嘴巴里，诞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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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门一经打开，就如源源不断流出生活的细水。寓言、神话、传说无一不在人民的口中沉淀于生活之中。于是有了《诗经》、有了《楚辞》，也就有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史、有了中国文学的风格。“关关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然朴实，这是《诗经》中特有的气质，它成了我国现实主义的滥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探寻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大道。我国文学的这两股细流，从此便在华夏大地上潺潺地流着，流过汉乐府，流过南北朝诗歌，流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有，一直流淌到今天，一路欢唱，汇聚成浩瀚的大海。

可以说，没有生活便没有文学。文学无时无地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文学是时代的最强音!《诗经》“赋比兴、风雅颂”就诠释着生活与文学的关联;诸子百家散文是战国特定的历史产物;司马迁《史记》记载的不仅是上自黄帝下讫汉武帝的中国历史的简单演义，更有作者自己悲惨人生的再现;无论是曹操时代的“建安风骨”，还是韩愈的“古文运动”，哪个次文化的变革不浸没在时代的荫影里。

孔子《论语》是他作为没落贵族的后裔而拼命撕喊的吼声!陶渊明看破红才会“种豆南山下”。李白“一生只好名山游”是他不被重用悟出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明证。杜甫的诗之所以成为“史诗”，他要感谢安史之乱的成全;李煜成了亡国之君却成就为千古词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让我们今天看到了烩炙人口的留园之恋。曹雪芹梦幻的纨绔子弟的生活只有跌落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田地，他不会看到封建社会的垂死性，也就是说不会有《红楼梦》。鲁迅为什么要弃医从文?他的笔下有祥林嫂、有阿Q、有华老栓、有子君----这都是为什么呀，这里无一不证明了文化与生活的关系。

毛泽东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要创造“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是呀，生活是文化源泉。文化一离开生活就失去了他生存的空间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