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非偏见
学者钱钟书生于诗书世家,聪慧过人,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青年时期的钱钟书颇有些自负自许,恃才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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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拒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不久,“长舌”的周榆瑞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平静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1937年,钱钟书分别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和研究西洋文学。在此期间,“浪漫”的吴宓几经反复,打算和32岁的情人毛彦文举行婚礼。消息传出,钱钟书特撰文一篇,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刻薄地调侃恩师的新娘为“Super annuated coquette”(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卖弄风情的大龄女人),使吴宓的“罗曼蒂克爱情”,成为一时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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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钱钟书学成回国,许多知名学府想聘请他,其中包括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可是,却遭到时任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叶公超的竭力反对。吴宓得知此事后,愤愤不平,斥之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后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吴宓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做说客,力主聘请钱钟书,为清华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经过几番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很是欣慰。只是,任教两年后,钱钟书和诸公不睦,辞职他就。吴宓又是极力挽留,但钱钟书去意坚决。
钱钟书离去后,吴宓借学生李赋宁的笔记来读。这是钱钟书讲课的笔记。内容有两门课:一是《当代小说》,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吴宓在《吴宓日记》里写道:“9月28日读了一天,29日又读一午。先完《当代小说》,甚佩!9月30日读另一种,亦佳!10月14日读完,甚佩服……深惋钟书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
多年后,钱钟书的学术、人格日趋成熟。一次,他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钟书深愧自己曾经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向老师赔罪。吴先生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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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春,钱钟书忽然接到吴宓先生女儿的来信,希望他为《吴宓日记》写序,并寄来书稿。当钱钟书读完恩师日记后,心内慨然,立即回信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逞才行小慧……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且郑重地要求把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
叶兆言说:“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且毫无幽默感,但他却是大度、真诚的君子。”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吴宓先生真诚、大度,钱钟书也同样磊落、坦荡。对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吴宓老师坦然表示佩服,一再宽容谦让,足以表现出他心胸坦荡,爱才容物。这在当时和现在的社会,都是极难得的宰相肚量、君子修为。虽然,钱钟书在学问、成就上,远远超过自己的老师吴宓,但他在《吴宓日记》序中,谦恭地写道:“我愿永远列名吴先生弟子之列中。”师生各自的人格风范,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