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抹感激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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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时光倒流，那一幕幕熟悉而亲切的画面在我的眼前闪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见了曾经的那个女同学——她被人“尊敬”地称之为“老佛祖”，因为她的名字里有一个“佛”字。我们视她为福牛乐乐——残奥会的吉祥物。

她又黑又瘦，身上散发的一种很让人讨厌的气质使我们避之不及。那时候学校有一个尖子奥数班，她也在里面。于是我们每一次都来得早早的，超过了其他班的同学，来到实验室里占位置——那个时候最抢手的不是中间的位置，而是角落的位置，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佛祖喜欢中间的位置，而我们马拉松似的冲向实验室，就是为了不与她坐到一块儿。

一般来说，跟她一块儿坐的同学一定会在半小时之内被叫起来，回答那些并不难的、但是对于没有听奥数课的同学很难的题。于是我们都发自内心地鄙视她，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噩运——总所皆知，迟到的人总是不听课的。

三年级的时候我不幸与她同在一个美术班，有一天上课时她借了我的一支青色水彩笔，一节课后“完璧归赵”。两天后当校医的老妈要用那盒水彩笔——事实上那个水彩笔就是她的——而且是要办一期护眼墙报，青色这种对眼睛很有好处的色彩就成了首选。

而当我用起那只水彩笔给打印的字涂颜色的时候，那水彩笔却大闹罢工，涂出来的颜色像老爷爷一样，很苍老。我猛地想起那一天老师让我们画的画——草原。

从此我恨透了她，是她害得我被骂了一顿。

五年级的时候更大的不幸降临在我的头上——我们同班了。当那个黑黑瘦瘦的女生向我傻傻呆呆地笑时，我便有了一种将“GOD”掐死的欲望。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经常留在教室里写作业，鉴于我是学校老师的女儿的缘故，校长拉不下他那张厚得与鳄鱼皮无异的脸皮来赶我们走，也因此我们幸运地呆在了最后。

看到这里，我猛地皱了皱眉头，有一种将下面这段回忆掐断的想法——可那终究只是一段脑电波，无法扔进火里面烧。

那一天晚上，我与一个哥们儿留了下来，劳动委员拍拍屁股就走了，其丑名曰“这里太脏了”。我们便被他无情地扔了下来，其美名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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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不是毛泽东。

我们一边嘀咕着一边用力地挥动扫把，努力地清扫着看似三个月实则只有三天没扫的脏乱地面。人愤慨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个发泄出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老佛祖的书包。

她是不常带书包回家的——我们深知这一点，因为那个米奇的书包实在是太惹眼了，幼稚得无人能敌，不对，无人书包能敌。

这时一种罪恶的念头在我的心里萌生。我们对视一眼，邪恶地一笑，将她的破烂书包提起来狠狠地扔到了楼梯间——我们的教室里楼梯间是很近的——然后很用力地踢踩，将对她本人的所有厌恶发泄到她本人的书包上。

当我们完工后提起那个破书包时才吃了一惊，乳白色的液体从她的书包里缓缓流了出来……当时我们吓坏了——居然忘了那个庸人常常将午餐牛奶常在书包里！

我们一致决定什么也不说。

第二天的时候班主任来审理此案，老佛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将这事情给说了，老师龙颜大怒，当即立案调查。

可惜我们什么都没说——脚固然是软的，心固然是慌的，嘴固然是硬的。于是老师结案，结果是某邻班同学的恶作剧——当时六年级的很多坏学生都学会了开锁，再说我们班的门是全校第一破烂的。

事情就那么平淡地过去了——所有的小说情节都没有出现。我们心存愧疚地帮她整理书包时，她甚至对我们说了一声谢谢。当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了一张她寄来的音乐贺卡——唯一一张，除了我自己买给自己的那张以外。

半年前的愧疚突然又涌了上来——其实当初我曾想过买一件礼物悄悄放到她抽屉里作为补偿的，但终究是没有办法。

我只是不想让她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而已。我安慰自己。

然而数月前我那兄弟的一句话又涌了上来——“买东西补偿给她是在说明做贼心虚！你难道就不怕老师把真相查出来吗？她说了要严惩的！”

我再次望了望那张圣诞贺卡——嘶哑着嗓音含糊不清地唱着《圣诞快乐》的那张——一丝说不清的内疚又从良心中涌出来。

不由地想起了她向我借的那支青色水彩笔——三天以后恢复正常，那次被骂纯粹是因为出水口被堵住了。

还我笔的时候，她那抹感激的微笑凝聚在嘴边，逆着正午的阳光，早已昏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