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衡的长篇小说《海峡之痛》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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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分离已有56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半个世纪的岁月固然只是一瞬间，但对于一个家庭或一个民族来说，半个世纪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它往往是两代人或三代人经历的时段。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生活在海峡两岸，有着千丝万缕关连的千千万万家庭和人们，经历和忍受着由于分离而造成的巨大的伤痛，因而海峡两岸的人们，只要记得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就必然急切期盼着两岸的沟通，民族与国家的统一。

近日读完福建实力派小说家杨少衡的长篇小说新作《海峡之痛》（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关于海峡两岸由于分离而造成的历史之痛以及两岸的统一问题，久久盘桓于心中。应该说，这是一部关于海峡的历史与现状深刻而动人之作，它落笔的是生活于海峡两岸杜、罗两家历史恩怨、悲欢离合、曲折动人的故事，着墨于大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杜荣林和先是流窜于大陆、金门、台湾之间的国民党军官、特务并曾沦为土匪，后来又成为到大陆投资的企业家罗进这两个人物的“海峡之痛”，他们可以说都带着这个“痛”离开人间的。但是明眼人一读便知，杜、罗两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故事以及杜荣林、罗进的心中之“痛”，折射出的却是海峡两岸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千千万万人由于海峡两岸分离造成的灾难和创伤。这个“海峡之痛”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已经逝去的二十世纪的！当然，长篇小说《海峡之痛》由杜、罗两家的“海峡之痛”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之痛、世纪之痛，是对结束海峡两岸分离状态，反对台独，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由衷而强烈的呼唤！这种呼唤不仅是适时的，也是强有力的，震撼人心、动人肺腑的！这正是这部小说主题深刻的体现，也是它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我是个小说的专业读者。

近三十年来，仅长篇小说读过的就数以千计，但像《海峡之痛》如此强烈吸引着我，读后又让我心潮久久难以平静的作品却不多。这是因为《海峡之痛》不仅具有一个宏大而深刻的主题，还有一个曲折动人、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 故事开端于1949年初秋闽南山区一个叫龙潭的山谷里的一场伏击战。其时，渡江南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闽南人当时叫大军）追击溃逃的国民党败军于此，“大军”的一个连长杜荣林率一个连在龙潭山谷打了一个伏击战，把准备由闽西逃到厦门的一个运送家属的国民党车队击溃，把押车的“国军”上尉罗进的一家击散。罗进的妻子刘小凤失踪。他的出生仅三个月的女儿被“大军”收留，先是寄养在农家，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事故由杜荣林收养，成为杜的女儿，取名杜山。罗进则在逃窜中落入土匪卢大目之手，后入伙为匪。龙潭山谷伏击战打出了杜、罗两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故事，也展示出台湾海峡两岸分离而造成的民族之痛。作为“国军”的一方，罗进开始了为了寻找妻子女儿下落几进几出大陆的传奇般的经历：他化名刘四斤在卢大目处当了个小土匪头目，后来又趁“大军”剿匪于九弯一役使卢大目部全军覆没之际逃脱。

“先向西，潜入深山，从福建西部龙岩一带逃进广东，再转折南行”，经过他童年生活过的潮汕地区，然后“从番禺一个小港坐上一条小船漂泊珠江，于夜中偷渡香港”，再作为“大陆难民”由香港到台湾。到台湾之后，即加入“国军”情报部门，派到金门蹲在坑道里收集大陆情报，制造过一个“心战”案例，叫秦之川《致杜营长的信》。又认识了在金门开酒馆，后来成了他妻子的寡妇吴淑玲。1953年7月中旬，又曾随“反攻大陆”的“国军”登上东山岛，企图再回大陆，仅三天即无功而返。后来，吴淑玲由金门而回台中，罗进也回到台北，由于一个叫陈汉的国民党情报人员的“供出”，涉及“匪谍”案，差点送了命。经吴淑玲营救，终于出狱，又作为“反共挺进军特别支队”的支队长被派遣回大陆。但当这个“特别支队”进入大陆之际，即陷于绝。

10个匪特，或被击毙，或被活捉，罗进比较识趣，主动投降，又隐瞒了历史，只轻判了十年徒刑。在江西南部劳动农场服刑后，罗进刑满释放，拒绝留场就业，回到刘小凤的故乡漳州，干起了收破烂的营生，常出没于龙潭山谷一带，为的是寻找当年失散的妻儿的下落。几经曲折，他在龙潭山谷附近的土门村见到了在此当赤脚医生的叫做杜山的女儿，但不敢相认。不久，由于吴淑玲动用在美国的亲戚转信给中共高层领导，于是，罗进手持一张前往香港的单程通行证离开大陆，经香港再次前往台湾，结束了他在大陆近十年的游荡。后来，他又几次穿越台湾海峡，来往于大陆与台湾岛之间，不过，他已有了各种合法的身份，而目的还是一个：寻找他的妻子女儿。一直到与女儿相认，也找到失散的妻子刘小凤的踪迹，为迟到的寻访，最后喊着心痛告别人世。罗进这个曲折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往来于海峡两岸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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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正是半个世纪海峡两岸戏剧性关系的缩影。而杜荣林的故事呢，也可以说是相当曲折动人和富于传奇色彩的。这个来自河北南部农村的连长，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从他的连队里调回闽南山区剿匪护粮，才没有和他的连队以及他的战友连指导员于立春一起把白骨留在金门岛上。但是，他后来的经历也是不顺的。九弯之役后，由于受重伤住院，认识了一个认真细致护理他的护士秦秀珍，产生了感情，非秦秀珍不娶。但秦秀珍之父是逃台的国民党军官秦之川，上级一直不批准他同秦秀珍结婚。后来勉强批准之后，又由于敌特制造的秦之川《致杜营长的信》一案，久久得不到信任和提升。到了“文革”前夕，一个机会使他提升了团长，但由于“文革”初期杜山造反找出秦秀珍与其父母的合影被说成是期待“国军”反攻大陆而造成秦秀珍自杀，杜荣林又由于抢出当时被定为“走资派”的陈石港到军营避风而被撤职送往闽西，这无疑是对杜荣林极大的双重打击。

“文革”之后，他虽然逐步升至某部队副司令，进入高级指挥员之列，但很快退休进干休所看孙子。更重要的是，解放金门、台湾遥遥无期，还扔在金门的战友白骨不能接回来，仇不能报，女儿杜山又被认走，且远走美国，这一切都使这个革命一辈子的“大北杠”深受打击，尤其是看到他的半个世纪的对手罗进大摇大摆闯回大陆，认走他的女儿，在龙潭山谷修了度假村，更让他感到生气和失落。最后，他是在遥望海天后大喊“痛”字而告别这个世界的。 我之所以这样不惮其烦地复述罗进、杜荣林两家半个世纪来发生在海峡两岸的曲折动人且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复述这个可以称为民族之痛和世纪之痛的悲剧故事，不仅因为它是动人的，是具有吸引力和艺术魅力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海峡之痛的故事耐人咀嚼，也让人深受启迪。而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采用的虚实相间的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看到，在叙述者的叙述中。

半个多世纪来，海峡两岸发生的大事都是于史于时有据的，从1949年秋闽南解放，厦门之役，金门失利，到1953年7月的东山战斗，再到“文革”中的种种事件，一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台胞返回大陆探亲之潮以及随后而来的台胞到大陆投资办企业之潮，这个大背景完全是实录；至于杜、罗两家的传奇性经历以及悲剧故事，都完全是据有关史料虚构的。这种一实一虚、虚实相间的叙事方法，自然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其长处是，由于大背景的真实描述加上闽南风情的生动描绘，使杜、罗两家的虚构故事更加真实感人；其短处是，由于写了真实的大背景，杜、罗两家的虚构故事受到真实背景的限制，因而拖得较长，也写得较散，枝节较多，显得不够集中。 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也是值得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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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荣林这个来自河北省南部农村的孤儿，是在革命军队里成长起来的我军优秀指挥员，他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随军南下来到台湾海峡西岸起，就一直扎根于海防前线：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多种因素，他的解放金门、台湾的夙愿虽尚未实现，到金门背回战友尸骨、为战友报仇的壮志也未能酬，最后也可以说是饮恨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这个被叫做“大北杠”的军人形象却是高大的，独特的，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的。他不仅是位英勇杀敌、多谋善战的军人，从他对待爱妻秦秀珍的态度、对养女杜山的爱、对战友陈石港的义诸方面，尤其是从他年迈回北方一一探访已故战友家乡，并准备在龙潭山谷的山峰建亭纪念他全军覆亡的连队这一笔来看，他的胸襟又是相当美丽的。他的倔强和他的善良相交织，他的疾恶如仇，立场坚定同胸襟宽广，与时俱进相统一，成为一个相当高大又高度真实的人民解放军老指挥员的形象。而罗进的形象呢，又相当复杂多侧面，相当立体丰满，他既是国民党溃退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又是犯过罪行的匪特，后来又是热心投资大陆的台胞。他虽然出于对失散的妻子女儿的思念，多次穿越台湾海峡，来往于台湾与大陆之间，但都表现了大部分去台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经历与愿望，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与审美价值。

罗进的女儿，杜荣林的养女杜山的形象也是相当独特的。杜山与杜荣林深厚感情的表现，以及她倔强的性格，都是耐人琢磨的，只是到了小说的后半部，这个形象的艺术色彩似乎逊色了些。总的说来，杜荣林、罗进、杜山的形象都是相当成功的，他们不仅具有典型性，从某种意义来说，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性。 杨少衡的小说在叙述语调上逐渐呈现出特色，不仅具有客观性，同时也相当老到幽默，有些地方适当夹杂进闽南的方言土语，又相当有味道。这种独特的有韵味的叙述语调，先是在他近期的中短篇小说中显露出来，而从这部长篇小说近作来看，这种叙述语调显得更从容更出色。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叙述技巧的成熟意味着小说创作的成熟。我当然为少衡的小说艺术渐趋成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要想在这方面做些分析，恐怕要另为一文了。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