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嫁给文字的那一天
前些日子,英国作家狄更斯的手稿在纽约拍卖,其中有他的处女作《匹克威克外传》。
猜猜它的预售价是多少钱?
至少15万美元。
再猜猜它有多厚?
告诉你,只有一页。
想当初《匹克威克外传》面世时,狄更斯未享大名,那书恐怕就没这待遇。处女作、成名作,大多数时候没法画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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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作家成了名,就像《大宅门》里的二奶奶一样有派儿,有威严,那么刚出道的时候,他们就和小媳妇儿一样。
唐朝有个诗人叫朱庆馀,有一次参加科考前,给考官写了一首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意思是说:我就像个新嫁娘,您就像我的公婆,现在要接受您的考查,心里有点儿七上八下。处女作面世的时候,作家们绝对都是这种心理。
所谓近水楼台,咱就照顾一下亚洲的几位作家。我们选中的五位作家,泰戈尔、川端康成是诺贝尔奖得主,村上春树、胡适、林语堂是近些年来挺受关注的作家。咱就坐上时光机,回到他们嫁给文字的那一天,瞧瞧这些名家青涩、羞赧的模样。
有人说,忙于过早将作品付印,是会让人后悔的一件事。但它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它仿佛给作家打了疫苗,对“读者是什么人”、“读者怎么说”、“什么错字没有更正”这类事儿有了免疫能力,再也不过分执著,能心无旁骛地写作。这话是泰戈尔说的,因他有着切身的体会。
卖不出去的处女作
1880年,一个印度人离开了,他去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百多年后,他的孙子奈保尔获得了诺贝尔奖;另一个印度人回来了,二十多年后,他成了亚洲首位诺贝尔奖得主,他叫泰戈尔;差不多也是在那一年,一个叫林至诚的中国人搬到福建坂仔镇住下,十几年后,一个叫林语堂的孩子在那里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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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0年,泰戈尔开始成为职业作家。大多数人以为他的处女作是《暮歌》,但实际上是《诗人的故事》。有意思的是,泰戈尔并不知道它会出版,是一个“热心的朋友”把它付诸印刷,然后才寄了一本给作者。
如果你想知道泰戈尔在那时候的影响力,那么来听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仿照印度古代著名诗人巴努·辛迦的风格写了几首诗给他的朋友看。那位朋友欣喜若狂,连称那是连古印度的文豪都写不出来的作品。然而当泰戈尔挑明那是自己的手笔时,他的朋友立刻沮丧起来,只是说它们“还不坏”。
可想而知《诗人的故事》的命运,它们全成了仓库里的存货。好在过了不到两年时间,《暮歌》出版,让泰戈尔开始为世人所知。
不识货的大学教授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围绕他的政治、文化观念,产生了很大争议。文人分成了两派:支持一方中有徐志摩、胡适等等,反对一方则有陈独秀、林语堂等等。
在此事上,胡适和林语堂虽意见相左,但两人的情谊非同寻常。早年林语堂到美国、德国留学,曾因奖学金问题陷入困境。胡适先后给林语堂寄去2000美金,助他渡过难关。
胡适和林语堂有个共同点,即其处女作都不是文学作品。胡适虽是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却以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成名。林语堂一生钟情研究汉字的使用,其处女作是《汉字索引制说明》—熟知《京华烟云》的读者们,怕是没听说过吧?
《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雏形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但事情就好笑在这里。当年轮到胡适答辩的时候,六个主持答辩的美国教授中只有一个略懂中文,听胡适说起“墨家”“名学”一类的字眼儿,当然一头雾水,这论文便没有通过。而按照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规矩,博士论文出版后应留给学校100册,美国的出版印刷费很贵,所以中国留学生都托人在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未曾想本书出版后轰动学术界,让胡适出了名。数年后当胡适的美国导师、当年主持答辩的教授之一杜威来到中国,目睹这本书的影响后,才知道自己“不识货”。
林语堂的中文处女作也是在留学归国后完成的。因为他在德国攻读语言学,所以对语言文字非常感兴趣,同时感到汉字的查询、索引颇为不便,于是著成《汉字索引制说明》一文,刊登在《新青年》上,由蔡元培和钱玄同两位名家分别为之作序、写跋,一时引起学界的关注。不过,这篇作品毕竟没有成书出版。若论出版物,林语堂的处女作当是1928年出版的《剪拂集》,里面收录的都是政论、杂文一类作品。那时,林语堂在文坛、学界都已略有名气了。
幸运的日本人
泰戈尔在国外似乎总是遇到非难。1916年当他应邀前往日本时,起初也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他的演讲让日本人很不高兴,待他离开时,连欢送仪式都没有—原因是他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
就在那一年,一个17岁的日本少年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五十多年后,他成为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
他就是川端康成。
从发表文章到出版处女作,川端康成用了10年时间。1926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集《感情的装饰》出版。这是一部“掌小说”集。所谓“掌小说”,就是小小说。日本文学界有一个习惯,作家在出版处女作的时候,要举行一个纪念活动。在大家出席川端康成的纪念会时,他请他们在《感情的装饰》的扉页上签名留念。今天你若有机会看到这份名单的话,会发现在道贺的五十多人中,包括了菊池宽、江户川乱步等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