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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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政治风云鬼谲多变，值得回味，值得纪念的年头。这年正月，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的政权，3月19日攻克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277年的明王朝。也就是在这一天，崇祯皇帝携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在衣襟上写下遗诏，自缢于山亭。这位明朝末代皇帝临终时曾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至，他在遗诏中又是悔恨自己，又是怪罪群臣，凄凄惨惨地写道：“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然而起义军进京后好景不长。4月，明王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入关，李自成亲率20万大军迎敌，因战斗失利，退出北京，败走西安，5月，清兵入京。10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李自成自崇祯2年在金县杀官吏起事，十六七年间历经危难，他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几乎成就了他大顺朝统治的伟业。而进京就短短40天后，他却败走西安，次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而牺牲。他功败垂成，大事毁于一旦。

公元1644年，是干支排序甲申年。郭沫若于1944年3月10日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其文称这是明末农民革命的“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悲剧的意义尤为深刻”。

《甲申三百年祭》从史学角度分析叙述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事业的失败，分析了崇祯、李自成这两个悲剧人物。说到崇祯，郭老在文中称“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指责的。崇祯帝可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甚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忠绝少。’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他初继位也曾经“当机独断”，除去魏忠贤与客氏，但一转眼就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下《罪已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内部腐败不堪，加上旱灾、蝗灾等天灾，自然是加速了百姓造反、明朝灭亡的进程。据史料记载，连年灾害，使得人吃树皮、吃土块石头，到后来人吃人。对这样的灾害，崇祯虽然多次亲率百官祁雨，自己也减膳、撤乐，但就是不听“搜括臣宰助晌”的建议。正如郭老所云：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已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晌，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已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量，而叫皇库出钱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像开玩笑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就这样，崇祯在位十七年后，明朝灭亡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就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说爱民而又不动真的，说整治吏治而又“轻信妄断”，最后成为“孤家寡人”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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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李自成的悲剧，郭老在文中指出，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中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一样”。从3月19日到4月29日，李自成等进京这40天里，牛金星大摆起丞相架子，“玉带蓝袍圆领，往来释客”，忙于筹备登基大典；一品将军刘宗敏则终日拶挟降官，搜刮赃款，此其一也。其二，几十万大军全屯于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甚之秋毫无犯的军规都被一一置于脑后，忘得一干二净，而对近在肘腋，严阵以待的大敌，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仅派出几千兵士去山海关镇守，可谓麻痹轻敌到了极致。其三，李自成捉到吴襄，命他给儿子吴三桂写投降信，而刘宗敏却对吴襄绑票，抄家，还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这样，终至把尚在踌躇观望的吴三桂逼反了，引发了形势急转直下的变异。

据一些史料记载，李自成自律还是严格的，连明史也称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京时“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还说在京殿是“戴尖顶毡帽，蓝布上马衣”。但义军首领们进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李自成当然不能辞其咎，更加致命的是，他全然没有去管束他的左膀右臂，牛金星、刘宗敏等到辈的胡作非为，天下太平，大功告成的自满情绪大膨胀，竟毫无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这也就无怪乎大堤决溃而无所措了。

李自成的悲剧还在于胜利之后他就听不进逆耳之言了，却偏信负恩卖友牛金星的谗言，杀了能进谏忠言的制将军李岩，重蹈了封建王朝开国之君戮杀功臣的错误。李岩，河南杞县举人，是一个被称为“有文武才”、“好施尚义”的知识分子，崇祯13年他参加义军。李入伙后，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他扶助李自成搞宣传，收民心等方面是多有建树，立了大功。不幸的是，进京后李自成对李岩的进谏就“毫不介意了”。他那曾是“能纳人善言”、“凡事皆众共谋之”的作风也不见了。就在牛金星、刘宗敏等昏昏然陶醉于胜利锣声中之时，李岩曾进谏4件事，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就有严肃军纪和招抚吴三桂父子这两项重要建议。这原来是一服良药和清醒剂，但李自成的态度却是“自成见疏，不甚喜”，即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终至铸成无可挽救的大错。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甲申时至今年，已经360年矣，世事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历史是一面镜子，一部教科书，永远值得借鉴。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做《学习和时局》的演讲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最近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去年，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今年温总理又重提《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了就骄傲、就腐化的错误。老老实实地向历史学习，能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多些智谋，少走些弯路。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至少有以下5点启示。

1、不要犯胜利了就骄傲自满，昏昏然，纷纷然，头脑不清醒的错误。2、不要犯胜利了就贪图享乐，生活腐化，最后导致腐败，失败的错误。3、不要犯逆境时还听得进忠诚之言，逆耳之言，胜利了就自高自大，听不进逆耳忠言的错误。4、不要犯胜利了就认为大功告成，小成即满，放松警惕，麻痹大意，导致功亏一篑的错误。5、说到底步是不要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