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做

中国人向来提倡“言行一致”，但事实上却是说得多做得少。能喊出漂亮的口号、说出漂亮的话的人多如牛毛，但真正能做出点事的人却是寥寥无几。说中国的孩子动手能力弱，这是事实。我初三学了一年化学，只进过一次实验室，还是为了参加实验考试！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要求我们拥有欧美同龄人的动手能力呢？光说不做，这种现象从古流传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儒林外史》等书就能看到，明清时期的文人多只顾着练“八股文”，结果把自己练成了陋儒、假儒、迁儒。这些人当了官，也只会一口一个“知乎者也”，满脑子还是封建礼教和千年前圣贤的思想。国之栋梁已腐朽至此，国岂有不倒之理？于是，中国那段一百多年的屈辱史，也在意料之中。

造成这种后果究竟是谁的错？有人说，是孔子的错，是儒家思想的错。因为儒家思想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我认为，人们实在是冤枉了孔子。孔子的本意是好的，但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把它搞僵化了。唐朝时，科举考试还分“进士”、“明经”二科，其中“进士”主要考诗赋。等到了明朝，就只允许做八股文了。这真是退化！照理说，读书人是国家的未来，但此时的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思想了，千万读书人共用一个脑子。这个脑子里装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装的是“仁义礼智信”，但却看看不见制度的弊端、时代的发展。没有思想的人，更不可能有行动。模式的僵化、思想的禁锢、统治的加强，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光说不做的状况。

但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仍不乏有一批既“说”又“做”的良知之士。在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推上“正统思想”的宝座前，曾有一段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期。那时的士——一个特殊的阶级，并不把时间花费在纸上谈兵上。相反，他们把思想融入到行动中去，并用行动捍卫自己的思想。孔子周游列国游说“仁”的治国思想；晏子使楚用机智的言辞维护国家尊严；荆轲刺秦王用义勇来报答燕国的恩情……这就是他们的做”。虽然他们的“做”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的，但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为百家争鸣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纵使在思想高度“统一”的明朝，依然有一些有思想有主见有作为的真士，比如说：王守仁。初中的一篇课文中曾把“守仁格竹”作为了一个反面例于。殊不知，正是“守仁格竹”的失败让王守仁意识到了程朱理学的不可靠之处，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另一个方面，创造自己的思想“阳明心学”。王守仁与朱熹等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悟”那些所谓的“真理”上。相反，他运用思想和知识解决了现实社会中许多问题。例如平定宁王叛乱是他很著名的功绩。当时，满朝文武都对叛军无能为力，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带着极少的人马，凭着智慧和策略，终于扫平叛乱。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面貌。人们或许不了解阳明心学，但历史不会忘记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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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实干”的重要性，但仍有不少“光说不做”的现象。文章写得冠冕堂皇，但最基层的问题却没有人管。管事的人呢？难不成是去做“八股文”了？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叫《反对党八股》，可见他老人家也对此现象深恶痛绝。然而，在彻底废除这个陋习的道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

列宁说：“不要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语言上的矮子，行动上的巨人。怎么做？学校社会要想真正培养出祖国的栋梁，也许应该从给我们做几次实验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