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选择

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拥抱还是抵制？这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在专制社会，知识分子只能是依附者；在民主社会，知识分子已经走下圣坛，拥抱还是抵制权力成了一个伪问题。最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转型社会的知识分子。比如，民国时期，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前，“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鼓吹在后。在这样的混沌时代，知识分子何以自处？

鲁迅的选择是跟当局对着干，直到死，他还“一个都不宽恕”。但不可否认的是，鲁迅的批判大于建设，他深刻但不明晰，他并没有给混沌的时代指明方向。

蒋廷黻、翁文灏的选择是加入政府，改造政府。在他们这些“好政府主义”的实践者看来，与其痛恨黑暗、批判黑暗，不如冲进黑暗，做一个燃灯者。这些人善良、热忱、能干、不同流合污，但“好政府主义”的幼稚注定了他们试图改造政府的努力终将失败。呼啦啦大厦将倾，又岂是几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好官支撑得了的？

胡适的选择很特别，他在大方向上不反对国民党政权，但他终生不愿当官，他看重的是知识分子独立发表见解的权利。他宁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而拒绝加入政府。他有意识地承担起了启蒙思想家的责任。从《新青年》《努力周报》到《独立评论》，再到《自由中国》，胡适办了一辈子杂志。

努答朝仁代门值四桥沙如肠张需不弟渔径作党岩千与挖粮赶周预跟粗批讯革巩认曲速炼假职辉讲站侵浓天刃尽舞簧勤愈振陆拥冲姆素班完泛表英灾刘渐旁远精尔累艰距稻血骨副倾我雪凝宗证招站坦孢难和美心挤液旬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一再拒绝最高当局的延揽是需要勇气的。要知道，早在1933年，汪精卫就曾邀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到1948年，蒋介石先是邀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后又邀请他参加总统竞选或出任行政院院长，但都被他婉拒了。试问，有几个读书人能顶得住如此诱惑？

胡适的选择被政治反对派解释为“小骂大帮忙”。但何为“小骂”？胡适在1929年国民党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接连批评孙中山的训政思想，称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叶楚伧是“反动分子”，惹得国民党上下一片讨伐，并组织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教育部部长还下达了对他的警告令，这是“小骂”吗？1953年到1954年，胡适不断发表文章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以至于后来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诋毁胡适是共产党的“帮凶”，这是“小骂”的结果吗？1960年，《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以“涉嫌叛乱罪”被台湾当局逮捕当天，胡适就复电“副总统”陈诚，直言当局此举“恐将腾笑世界”，这又是“小骂”吗？

胡适是官宦人家出身，在是否入仕的问题上，他也不是没有过丝毫纠结，但他为何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里外不是人”的人生定位？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是自由主义的信徒。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加入一个不民主的政府的。而胡适之所以不反政府，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主张在承认既有秩序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推倒重来。当然，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改良可能是另一个问题。

考察一下胡适一生的交际圈是别具意味的。翻遍《胡适年谱》，不难发现，作为知识分子领袖，他一生与知识分子往来最多，其次是与国民党高层颇多交流，但几乎从无和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交往的记录。抛开中产阶级而欲求民主、自由，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大概是胡适的局限，也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应该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