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那相聚的日子

会不会，我的梦，化作一幅风景，改变了那一片荒凉?

会不会，我的爱，变成一支笔，改变了你们故事的结局?

……

当电话那边熟悉的声音响起：“喂，徐哥，我是荣华，我的作文得了黔西南州一等奖，还送到省里参评了!易春昊也得了一等奖……”我不禁又疑望那书橱上的“贵州石”。那是一颗并不起眼的白矿石，约有五、六斤重吧，洁白无瑕的。细细品味，你会觉得它像一只雏鹰，正欲展翅飞翔呢!望着这块贵州石，我就思绪飞扬。我迷迷朦朦地觉得，它就是那帮贵州“红领巾”——吴荣华、易春吴、唐俊波……

03年9月，我赴贵州省晴隆县支教。“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日子实在难熬，每天晚饭后，我就在寝室外的小天井里踱来踱去，以消磨时光。在天井的一侧，时常有个瘦黑的小男孩在做作业。有一次，我走到他旁边看了一会儿，问：“你叫什么名字?”他抬起头，愣了一下，用地道的贵州话回答:“吴荣华。”

“在哪所学校读书?”

“晴隆一小。”

“读几年级?”

“六年级。”

我有点惊讶了，这么矮小的个子竟然读六年级了。我又问：“在写什么作业呢?”

“作文。”他似乎不愿多说几个字，回答得那么简练。

“能给我看看吗?”

“不……”他瘦黑的脸变红了，下意识地把作文本拿紧了，支支吾吾地说，“不用了……”

“没关系的，就让我看看吧!”

他极不情愿地递给了我。我打开一看，心蓦地一颤：咽，这是作文吗?满是错别字、病句，甚至连逗号、顿号、句号都不分，只用一个个小黑点表示。看这这蹩脚的作文，我忽闪过一个念头：“何不利用下午这段时间教他作文呢，以打发这无聊的日子。”于是，我对他说：“吴荣华，喜欢作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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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

“为什么呢？”

他脸又红了，低垂着头，低声回答：“不会写。”

“那你跟我学作文！反正我空着呢。”我带着点命令似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瘦黑的脸更红了，迟疑地望着我，然后点点了头。

就这样，在晴隆，我有了第一个学生。吴荣华来自离县城50多里的一个偏僻的大山——地久，家庭十分贫困，父亲重病住院了，姐姐辍学了，他呢，寄居在姑妈家。读小学时，他每天早晨走10多里山路到一所简易的村校读书；中午把捎在书包里的几个红薯或土豆在煤炉里烤烤，就当作午饭；下午回来后还要洗衣、烧饭等家务，以致耽误了学习。于是，每天下午4点钟至6点钟，我给他辅导作文。

后来，罗应金、易春昊、唐俊波……10多个晴隆一小的学生先后加入进来。他们都来自农村，朴实得像贵州的大山，连简单的问题也不敢回答，是我从教以来“最难啃的骨头。”为了改变这尴尬的局面，我按照当地的风俗（贵州人一般不叫年长的人为阿姨、叔叔，而叫X姐、X哥的），要求他们不叫我为老师，而叫“徐哥”。慢慢地，我们之间的话语多起来了，每当我介绍家乡宁海时，他们就问这问那，流露出向往的神情。尤其是吴荣华，真的把我当成哥哥了，和我一起玩，一起吃饭，还把心事写在日记里，常悄悄地拿给我看呢！

记得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为了写好游记，我和这帮贵州小弟去登晴隆山。半路上，吴荣华突然神秘似的对我说：“徐哥，我考考你，怎么样？”我欣然答应：“好啊”。他扮了个鬼脸，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徐哥，‘两股战战’的‘股’是什么意思？”因他那半是贵州话、半是普通话，我一下子没听清，就问：“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下，吴荣华以为难倒我这个小学老师了，就沾沾自喜地说：“怎么样，猜不出来了吧？”我等他说清题目后，就立即说：“‘股’，就是‘腿’嘛，‘两股战战’就是两条腿发抖。”这时，吴荣华流露出敬佩的神情，说：“徐哥，昨天语文老师问这个题目，我们都回答成‘屁股’了。”我趁机引导：“学语文，不能望文生义，得多读，多想，多练……”“徐哥，我也来考考你。”罗应金、易春昊、唐俊波他们也“肆无忌惮”地把我当学生了。你一语，他一语，顿时，欢笑声在晴隆山上回荡。

或许是在我的影响下，这帮贵州小弟开始喜欢作文了，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还参加黔西南州教育局组织的全国“语文报杯”作文大赛呢。

四个月的支教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了。得知我要走了，吴荣华又沉默寡言了，有时写作文时呆呆地望着，不知想些什么；有时似乎想跟我说些什么，却又欲言又止。临走的那天晚上，吴荣华抱着一个盒子来到我的寝室，噙着泪水说：“徐哥，这是我家乡特有的矿石，送给你吧……”不知什么时候，门口站满了这帮贵州小北，一声：“徐哥，你还来吗？”我已是热泪盈眶。其实，我应该谢谢这帮贵州小弟，是他们，伴我度过了这段日子，使我少了些无聊，多了些欢乐。

如今，大伙儿称我为“贵州人”了。每当望着这块“贵州石”，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张张朴实的脸，仿佛有丝丝真情搓成的红线，引我飘向西部：

啊，贵州小弟，

也许明天，我会循着我们的足迹，

一步一步地跋涉；

也许明天，你们会讲着我们的故事，

记忆那相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