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永不叙用”叙大用
张元济,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慈禧太后革职,且是“永不叙用”。尽管后来他有多次复职从政并“升迁”的机会,但他弃之如敝屣,不吃“回头草”。
为了开启民智,他先从事教育,后投身商务印书馆,终成“商务”之魂,成为无出其右的出版界巨子。
使“作坊”成为出版业翘楚的出版家
我国出版业中,谁的历史最悠久又影响最大?答案应是“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开张,起初只是印刷商业簿记、账本等物。这一印刷作坊,直到1902年从张元济加盟,才算步入出版殿堂。
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并非老板,这时的当家人是创办者夏瑞芳。张元济只任编译所所长。就是后来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张元济也没任过“一把手”。然而人们都说是张元济成就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才是商务的创始人。这话不无道理,夏瑞芳虽然精明,毕竟是文化不高的排字工人出身。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和夏瑞芳齐心合力,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总务处,正是得益于他的开拓创新,才使得商务印书馆闻名遐迩。
因孝行而“减罪”的变法者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州,原籍浙江海盐。1889年杭州乡试中举,1892年京城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常馆庶吉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元济在“外国通”严复的帮助下,创办了“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这所“通艺学堂”与其他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开设了英文、数学等课程。
为何要创办“西学堂”?张元济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列强欺侮的中国要振兴、要强大,当务之急是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素质,就得办教育。张元济有段名言:“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但是为国民读书办学校,不能墨守成规。不妨向敌人学习:学习日本的,学习西方的先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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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公车上书”之后,光绪帝想读关于西方的书,经常开列书单交给总理衙门去购买。可是京城书店里,皇帝需要的书难以找到。后听说张元济的“通艺学堂”和家里拥有皇帝需要的书,总理衙门的人便向张元济“借书”缴旨。张元济只得将盖有自己印章的书呈送光绪。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由于他读过张元济盖过印章且有过批语的书,对张元济印象颇深;加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对张元济的评价甚高:“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所以,光绪帝6月16日在勤政殿的东偏室,接见了32岁的张元济。张元济得以向光绪帝进言设馆“储才”、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陈“变法自强,以救危亡而成盛业”的主张。
“戊戌变法”,是晚清王朝的最后一次自救,然而103天后,连光绪帝本人也遭到慈禧囚禁。一些参与戊戌变法的人,杀的杀,逃的逃;甚至支持和同情“变法”的人,也被追捕受刑。张元济在劫难逃!
张元济是个孝子。他认为,与其逃跑被通缉使老母亲担忧,不如陪在母亲身边、多陪一天多尽一分孝心。他每天照常上班,下班后侍奉母亲。他向同事声称自己能够在上班时被抓走更好,免得在家被捕吓着老母亲。
张元济作为“反党”却不逃跑,慈禧的爪牙反而认为张元济不逃,可能是“被迫变法”。一个半月后,张元济“重”罪轻判: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面对如此谪贬,张母却说:“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母亲的理解,让张元济改变了人生坐标。“通艺学堂”办不成了,但他还是决意投身教育。他带着母亲,于1898年底举家南下,去了上海的南洋公学任教(今上海交通大学)。
大胆启用新人的“伯乐”
在南洋公学,张元济历任译书院院长、校长。1902年应夏瑞芳邀请,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1903年任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张元济的这首诗,可谓他为何从教育转向出版业的表白。
商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先是总经理夏瑞芳挪用公司巨款炒股失利;后有商务的职员另起炉灶开“书局”,都使商务几次遭受重创。幸运的是,通过张元济呕心沥血地力挽狂澜,才使商务起死回生,蹒跚前行。
通过十年的打拼,商务印书馆在国内二十多个城市设立了分馆,资本增到200多万元(银元),职工达到700多人;建立了一整套编译、出版的发行网,并创建了藏书丰富的“涵芬楼”;还开办了学校、幼稚园、孤儿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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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内对日本扩张势力的反感,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1月6日从日本方面收回所有的股权。“中日合资”变成“商务独资”,商务印书馆成了中国民族资本的文化企业、国内无出其右的出版单位。
1920年前后,陈布雷、郑振铎、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朱经农、陶孟和、顾颉刚等人先后加盟商务,这些后来身名显赫的“才俊”,都是张元济三顾茅庐请来或转弯抹角地挖来的,足见其对人才的重视。以王云五为例:
说起王云五,得先说张元济的“远虑”。尽管这时的商务印书馆蒸蒸日上,尽管张元济只有五十多岁,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张元济觉得自己的知识老化,决定起用更有水平和能力的新人。他将胡适作为第一人选。1921年5月15日,张元济给胡适写信,表达了商务的诚意。但胡适不愿离开北大,只是倾心尽力为商务做了“改良计划书”,并推荐了王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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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张元济小二十一岁的王云五,一无学历,二无名气,三无从业经历。然而,相信胡适的张元济,还是“冒险”聘请了王云五。
王云五没有一纸半页文凭,却有罕见的水平。他担任编译所长后,调整人员结构,严定工作规范,充实编辑力量,制定发展方针。果然,他主政商务印书馆后,创造了商务的第二轮辉煌。到1926年,商务印书馆成了远东地区最大的出版商。
这时的张元济,退到了幕后,改任监理,后担任董事、董事会主席,但他仍然为商务的发展壮大出谋划策,直到1959年8月14日逝世。
一个有“人格”的文化人
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在1905年曾官复原职,但仅三个月就辞职回到商务。再后来,还有“教育总长”等职务的任命都被他婉拒。在他一生中,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和组织。
1932年1月29日,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这个占全国出版量52%、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的“出版巨头”遭到空前浩劫:全部藏书46万册及珍贵图表、照片计5000多种尽遭焚毁,直接损失达1633万元。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全面入侵,张元济不顾年近古稀,于1937年编写了一本《中华民族的人格》。这本书,是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等典籍中撷取的人物故事,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聂政、刺秦王而亡的荆轲、仗义而死的樊于期、复仇而死的高渐离……张元济在书中写道:“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就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不党不政”的张元济也有着鲜明的“人格”!
张元济的“人格”更是独立的。他曾经作诗颂扬康有为办学:“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然而,他对康有为的人格颇有微词,所以他不入康党。1948年,张元济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在9月13日发言时,他敢当着蒋介石的面,历数国民党政权的种种不是。
作为“商务之魂”,张元济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鼎盛时期,商务在海内外大中型城市设立了40多家分馆和支馆,1000多个销售网点,公司职工达4000余人,资产2000万元(银元)。此时的商务可谓家大业大,但居功至伟的张元济却始终公正廉洁,堪称表率。
1932年,张元济对留美归来的儿子张树年说:“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张元济写私人信件,从来不用商务的信笺。如果张元济认为自己做的公务不多,当月就不领全薪。甚至在1949年应邀参加新政协会议时,他拒绝领取会议补贴!
毛泽东对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的张元济极尽礼遇,不仅两次召见,还陪他游天坛并合影留念,然而,张元济坚持自己付洗相费。
最具意味的是,1949年9月,83岁的张元济出席新政协会议,居然带去他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送人。在新政权里身居高位的陈云、陈叔通、胡愈之、沈雁冰等人,以前都在商务从事过不同的工作,他们熟知张元济不事张扬,然而不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他在告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尤其是有地位的“官人”,更需要“人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