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缘身在此山中

2008年4月29日，柏杨在台北病逝，走完89年跌宕的人生。《丑陋的中国人》等著作让他享誉华文世界，“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更确立了他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

本刊谨转发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遇见柏杨前，他给我的印象是：文笔恣纵，外表嬉笑怒骂，而内心愤世嫉俗，是一个怒目金刚型的人物。我从没料到，有一天自己和这位手持矛槊，出入人间的人物，会有任何关联。

第一次见到柏杨，他的气质沉静，举止温文，十分出乎我的意料。尽管他手中一根接连一根的纸烟，隐隐地透露出内心的焦灼不宁，然而，大致说来，他给我一种文质彬彬的印象。

励怀上坡瑞固才献贸矛承冷库妇春县怕印常践废排围次状价粮危笑两包犯滑促含缺奴简有氏罪械永硬传飞萨久连家耗绝软非战雪剪耗保洁朝拥午男止民乌费翻母察团护宗李光拖赤价孩判题泥提章苏即正壮弧脂青皮洲象螺迹晚厚累线主揭伤系鉴斜敢施频象略够血程控尾预息福食

翌晨，我到学校去，一进办公室，就赫然发现他的一封信，没贴邮票，显然是派人送来的。短短的几句话，很令我感动。我拨了一个电话给他，这个电话拨开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序幕。后来，我们每一次会面，他总是随身携带着稿件，利用等候的片刻，不停地修改校订。看到他勤奋的一面，我领悟到，这个人是不能错过的。他的速度太快，效率太高，他不会在你的面前再三徘徊。

我曾经给柏杨一句评语：“你这个人，既复杂而又统一。”复杂的是他对社会众生百态的洞悉，和历经险的曲折人生。统一的是他仍然是那么真挚，那么奔放，始终保持着他活泼生动的感情。他直着脊梁述说长坐冰块和右膝伤残的惨痛遭遇；他用顽皮而淘气的口吻，叙述他趁隙捡取一小截烟屁股，卷成细细的老鼠尾巴来吸食的故事，一小片碎玻璃，就是代用的火柴，被他珍宝般地珍藏着……这些狱中禁锢生活的一二，听得我心痛如绞，滴下泪来。有谁知道，这个倔犟、坚韧的灵魂，竟有处世天真像孩子的一面，以及一颗感情澎湃像海潮般热烈的心！

那时，柏杨寄住在罗祖光先生改装过的汽车间里。生活所需品，几乎无一物无来历。罗祖光夫妇供应的家具器皿，梁上元赠的洗衣机，寒爵送来电扇，林紫耀为他装电话，陈丽真、谈开元选购的衣物……每样东西，都充满一份深挚的情意。此外，汽车间里还有一两件深含历史纪念意义的物品，那是一床旧毯子，和几套颜色不相搭配，补了又补，破得不能再破的衫裤—柏杨在绿岛时所穿的囚衣，上面赫然用墨笔写着同一个号码：297。啊，那段名字被抹去的日子啊！

更深人静的夜晚，柏杨常常和我谈起他在绿岛时的生活情景：无尽的潮音，寂寞地拍打崖岸的绝响。夏天太阳毒热，炙晒着溽热的囚室。一日三餐，囚房的铁门定时打开一个小洞，饭菜从外边地上推送进来。每天晨起，在荷枪实弹兵士的监视下，做规定40分钟的户外散步，不准弯腰，不准坐下，动辄遭到叱喝。夜晚，室友们围绕着唱一首苍凉的老歌—《老黑爵》……

我们决定结婚的那段时候，柏杨常无端觉得心悸，经常要吃镇静剂。夜晚，他在梦里发出惊叫和长长的叹息，仿佛一个人被推下峭壁悬崖所发出来的绝望呼喊。也有时，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梦中无端地哭泣。

就在这时，另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出现了：头痛和眼球胀痛困扰着他，我陪他到医院去检查，发现是眼球内微血管破裂，淤血沉淀淤积。9年多来，在囚室内只有一支高高悬在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柏杨不停地写作，完成了三部历史研究丛书，以及一堆可与腰齐的尚未完成的稿件。光线微弱、过度辛劳和营养不良，损坏了他的眼睛。医生宣布说，这种症状分为四级，第四级是全盲，而柏杨已到了第二级。药物治疗的效果很有限，唯一的办法是节制看书，减少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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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柏杨的打击太大了。他案上永远堆积着做不完的工作，单是历史研究丛书的校对，就已足够使他的眼疾加重。我建议由我代劳，他说：“校对和生孩子一样，都是没有办法请人替代的。”

有人把创作比作生产。柏杨是个多产的母亲。在我们生活的天地里，柏杨最乐于厮磨其中的是书房。他常对我说：“书桌是我喜欢的地方，每次一坐在书桌前，我的心就特别地宁静。”他总是坐下来执笔就写，写倦了，从书房踱出来，自我排解地说：“我真不想写了，我想出去玩玩，悠悠闲闲，多好。”话才说完，只见他又踱回书房，继续埋首伏案。

柏杨是个梁山泊好汉型的性格，看到别人遭遇困难，喜欢自告奋勇地表示：“我帮你想个办法。”“和你为难的是谁？我去找他干。”而这种爽直、勇于承担的行为，常常把一些乡愿型、老于世故的人吓住。

曾经有一位出道不久的女作家，因为书籍被盗印，由她父亲出面向一家出版商求助。那天，正巧柏杨也在场，登时气得跳起来，叫道：“我去找他算账。”女作家父亲的反应，却是顾左右而言他。事后，我们听到这对父女对柏杨的批评是：“这个人太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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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早晨醒来，柏杨谈起他的童年故事：继母冷酷无情，把他这个十岁不到的孩子，孤零零地丢在和全家人隔离、坐落在后院一间独立的空房里。每年冬天，他一双手生满了冻疮，痛痒难当，抓得溃烂，出血流脓。清晨起床，冻得直打哆嗦，一心只盼望，在那件破棉袄内，能有一套弟妹们都有的棉布衫裤。可是，寒风从四壁钻进来，他仍旧套上那件油渍污垢，已经穿了多年的“空壳榔”棉袄，瑟缩地爬起来，面对冷酷无情的新一天。

荷包蛋酒酿之类的点心，永远轮不到他，只有看着继母所生的弟妹们吃，而他呆立在一旁垂涎。有一回，他忘情地奔到继母的面前，想讨好她，却换来一顿叱责和冷嘲。从此，他只有把一份很深、很浓的爱，寄托给长年在外工作的父亲。父亲回家的日子总是那么渺茫，但只要有父亲在家，柏杨已经享受到最大的天伦之乐。他快乐地跳蹦着，活泼地唱着歌，恣意地向父亲撒娇，向父亲讨钱买糖果来解馋……

他倔犟的个性，成形在他17岁的那一年，跳起来用拳头反抗继母的殴打和辱骂。在这之前，他总是逆来顺受，可是，这次已忍无可忍，他在地上画了一条线，凌厉地警告继母，不准越过。继母疯狂地扑过来，他迎头给了她一顿痛击，然后立刻逃离了这个缺乏温暖的家。柏杨说：“有能力报复而不肯报复，和根本没有能力报复而空言不报复是两回事。”他，绝不伪善。

柏杨喜欢围棋。他说下围棋必须先建立两个据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人生的棋局上，几仆几起，愈挫愈坚的柏杨，也有他的两个据点，那就是敢爱和敢恨。除了对人充满了浓烈的感情，所放射出来的阳光一般和煦的爱心之外，他从不讳言他的嫉恶。他憎恨人们因私害公，忧心社会的腐败落后。他想打破闭塞、固陋和僵化。他想消除凶残专横黑暗的恶势力，指责非理性死不认错的心理。他不能谅解那些不为别人着想的人，和嫉妒别人长进的人。他认为那都是进步的最大障碍，他为这一切奋斗，付出了几乎摧折的代价。

柏杨交往的朋友，有两个必备条件，那就是“真交情”和“真性情”。有的读者频频写信来要和他见面，或索要签名照片等，有的称兄道弟，有的尊他为老翁。有的呼冤、求救，要求代为伸张正义，也有的和他论辩争执，更有的破口大骂，指他离经叛道。不论这些来信立场如何，他从不肯让任何一个读者失望，总是亲自执笔回复，并且把这些信件收藏起来。因为每一封信的往返，都是一个问题的探讨，一份感情的交流，没有一封信是交际应酬。我们也因此结识了不少良友。

他总是教我分析各种聚会的意义，什么是交际宴会，什么是应酬知己。水至清则无鱼，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承受不同的友谊，我从他那儿学习到许多处世和人情。而他一再告诉我说：“我是个过感情生活的人。”每当我们旅行到一处，他一定不忘吊古访友。在嘈杂的街头，他会倾听一个卖口香糖孩子讲述自己的家庭状况。当他被囚在绿岛时，从报端知道了贫苦患病者的消息，他仍辗转寄他能力所及、为数很小的钱去给人家。当然，他会冷面对待一些见利忘义、势利凉薄的熟人，然后，开一句国骂：“他妈的！”

柏杨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过许多不同的角色。他除了成为一个作家之外，还经过商，在东北时，卖过矿场用的坑木。来台湾之后，一面鬻文维生，一面做出版生意。他还奉过公职，当过报馆编辑，干过小学中学教员，当过大学教授。当然，他还失过业，流过浪，一心只想吃个馒头。

生活经验这么丰富的人，竟会糊涂，头脑不清，真令人不可思议。事实上，他时时坐上公车，心不在焉，不是发现坐过了站，就是搭错了路线。有一天，我回家来，走到二楼时，发现他手上拿着钥匙，正在开别人家的门，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才发觉自己的家在三楼，他气呼呼地说：“怪不得，怎么也打不开。”

柏杨视线的障碍，使他常常在写稿时，停下来辍笔长叹，他闭紧了双眼，用双手捂着脸，一语不发地靠在椅背上养神。我突然发现他像一个身经百战归来的老兵，脸上刻着风霜的痕迹和光荣的标志！我心胸中有太多的话想说，却鲠在喉头，我走过去，靠着他，轻声地告诉他：“我在你的身旁，我就是你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