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种绝望的竞赛
2013年10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当爱丽丝·门罗的名字从彼得·英格伦的口中说出后，会场一阵骚动和欢呼声。人们举起相机和手机，对着英格伦的大脑门不停地拍摄。
大西洋的另一岸，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一大早在推特上“代表全体加拿大人，向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爱丽丝·门罗荣获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
而此时，门罗正躺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的家中，安然地睡觉。最终，是女儿把她从睡梦中叫醒。这位想象力丰富的女作家没想到，今年自己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她说：“你知道，我来到西部，是要处理很多家务事的。”
门罗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人。她也是在该奖项设立的一百多年里，第13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而在此之前，她三次荣获加拿大总督小说奖，以及英联邦作家奖、欧·亨利奖，还有布克国际文学奖等。
门罗觉得，写作“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在过去的大半生里，“我没有一天停止过写作”，门罗说。
她生活在加拿大西部一个只有3000居民的小镇，这是她第二任丈夫出生的地方。这里距离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有三个小时的车程。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住在一个带小花园的家里。
家境贫寒的门罗只读完大学第二年的课程，随后就嫁给詹姆斯·门罗，来到温哥华的郊区，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在随后几年里，她连生四个女儿。怀孕期间，门罗一直“像疯了一样”写作，因为她觉得，“以后有了孩子，就再也不能写作了”。
写作对主妇门罗来讲变成一件奢侈的事。孩子们还没到上学年龄之前，门罗在她们睡午觉的时候写作。等孩子上学了，她就在她们上学之后写。她和第一任丈夫开了一家小书店，去打理书店之前，在家做完家务后的空余时间也用来写作。
她对自己每天的写作页数有一个定量，强迫自己完成，“这是一种强迫症，非常糟糕”。
有一段时间，她要照顾四个孩子，她试过一直写到凌晨一点，然后第二天一早六点起床。
在她有些绝望的时候，1968年，门罗37岁，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终于问世——这部集子的写作时间差不多和她大女儿年龄相仿。这本迟到的处女作一炮而红，为她第一次赢下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
她赢下了一座分量十足的奖杯，却没有守住那份海誓山盟的婚姻。如今，前夫詹姆斯还在用心经营着那家据说只卖平装书。遭许多书商鄙视的书店。门罗的获奖，给冷清的书店带来不少生意。
随着声名鹊起，她反而成了加拿大文学圈一个不折不扣的“逃离者”。她搬回了自己出生的安大略省，在克林顿小镇定居下来。
她从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公众意义上的作家，她说：“唯一会阻止我写作的就是把写作当成一份职业。”
在小镇上，门罗只知道一名“其他作家”。那是一个住在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子里，光着上身坐在屋后的走廊上，伏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的男人。“不管是下雨天还是晴天，他每天都坐在那儿。”门罗说，“我不认识他，不过，我真是好奇死了，他究竟在写些什么？”
门罗是个绝好的聆听者，她小说中的许多素材，都来自她听到的小镇上的故事。她写的基本都是在这个小镇上演的平民爱情、家庭生活。
门罗共创作了11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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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为寻找素材发愁。我只要等，素材就会冒出来，唯一让我犯愁的是如何处理这些海量的资料。”她说她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小镇。
玛格丽特称，因为门罗的小说，她生活的小镇已经和福克纳（美国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成为产生传奇的地方了。放在中国，那可能就是莫言的高密县。
“她的作品地域性非常强，同时，她在小说中为我们呈现出这些地方人们的普遍共通的人性。”《纽约客》小说编辑黛博拉·特瑞斯曼评价道。
但是很久以来，加拿大作家都不太敢触碰与加拿大相关的题材和小城镇的故事。“我们被告知这些题材在市场上销量惨淡。”加拿大作家联盟的执行主任约翰·德根表示，“爱丽丝·门罗则为我们照亮了这条道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写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谁。这是她成功的秘诀。”
不过门罗也承认，并不是随时都能闪现新的想法。“每逢这样的时候，我一整天情绪都不好，也是我唯一非常烦躁的时候。”这些时候，要是她的丈夫找她聊天，或在房子里进进出出，把门弄得砰砰响，她就觉得“快要爆炸了”；要是他还敢哼起歌来的话，估计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
门罗每天坚持走很远的路。门罗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五公里，如果哪一天不能走这么多，以后必须在其他时间补回来。
“你是在保护自己，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如果你遵守所有好的规矩和习惯，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像每天坚持散步一样，门罗也从没停止写作。其实，门罗所害怕的“不是放弃写作，而是放弃那种兴奋，或者失去想要写作的冲动”。
获得诺奖，似乎又让她燃起了写作的冲动。门罗笑着说：“我实在工作太久了，我想也许自己该放松放松了。但是，获得诺奖或许会让我改变封笔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