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之死
人们一想起杜甫，脑海浮现的多半是一位忧国忧民、朴实谦和的长者。但长者也曾年轻，温厚的人也有狂放的一面。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杜甫在后人面前呈现的，也许是另一种面貌。
交游：因为狂傲差点被杀
杜甫和李白的相遇，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大事。他们一起在山东一带漫游，一起拜访当时著名的道士。杜甫这样形容他们的日子：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即便多少有点夸张，那也是狂放不羁了一一这就是青年时期的杜甫。在盛唐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胸襟开阔宏大，思想生气勃勃，狂放被认为是自信健康的一种美，所以李白的洒脱那样受人景仰，所以杜甫也自然流露着时代的骄傲。他们一起登临高台，慷慨怀古、纵论天下，令周围的人艳羡，又令人们觉得高深莫测。
杜甫自己也曾经回忆年少时的“轻狂”，那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杜甫。和李白一样，杜甫也是满腔治国平天下的狂想。不同的是，当时的李白已经从长安铩羽而归，而杜甫却正怀着一肚子好梦准备去碰碰运气。
杜甫在长安四处碰到的都是墙壁。即使这样，他依旧带着几分年轻的狂傲。在给唐明皇的上书中，毫不含糊地自称才华绝不在汉代的文学大家杨雄，枚皋之下。在今天看来，杨雄、枚皋的成就声名远不及杜甫，但在当时，杜甫的这种说法，就好比现在某人自称和鲁迅不相上下一样。杜甫目空一切的气势，实在也不比李白差多少。
中年之后，杜甫仍然不时露出狂态。他在四川的生活，是后半生为数不多的安定日子，这全靠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应。但是，杜甫对严武也经常漫不经心。和严武见面的时候，杜甫经常连帽子都不戴，这在当时是极其失礼的举动。传说中最邪门的一次，喝醉的杜甫坐上严武的座位，瞪着严武说：“严挺之还有这样的儿子!”直呼别人父亲的名讳，同样也是当时的大忌。杜甫这完全是借酒撒疯了。
严武对杜甫虽然一贯友善，但身为一方军阀，严武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为小事杀人那是常事。杜甫这样没事就摸老虎须子玩，严武尽管没有马上发作，心里却动了杀机。一天，严武召集部下准备去杀了杜甫，要不是严武的母亲及时救杜甫，我们今天就看不到“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句了。
在杜甫的吟诵中，人们总是看到一个关心民间疾苦、善良又热心肠的老人，很难把那和那种轻狂对照起来。或许，人性的复杂多面正是这样吧。
从政：最后只好消极引退
杜甫的诗歌时常出现放歌纵酒的描述，中间多少能够体现出一点他的疏狂。而他的固执倔强，好像却不容易看到。
安史之乱爆发后，宰相房琯率兵与叛军大战失利，被朝廷罢官。杜甫此时刚刚当上了负责进谏的左拾遗，就向同样登基不久的唐肃宗上疏，认为房琯没有大罪过，应该仍旧给予重任。这还不算，在朝廷上面见唐肃宗时，杜甫盯着这件事情不放，纠缠不休。
除了态度异常坚决外，大约他又犯了老毛病。说话有点没上没下，终于把唐肃宗弄火了。下令审讯杜甫。这次是宰相和御史出面求情，大意是杜甫说话虽然没分寸，但也算尽职尽责，杜甫这才免了刑罚之灾。
而侥幸逃过一劫后的杜甫居然还不见好就收，再次上疏为房琯的事情喋喋不休，很有点不知死活的劲头。这种不屈不挠的脾气和唐朝初年的名臣魏征非常相似，不达目的决不收手。但魏征风云际会、恰逢明主，遇到了唐太宗这样千古少见的头脑清楚的皇帝，才成就了一代谏臣的名声。纵然如此。唐太宗还经常被气得嚷嚷，要杀了这个不知进退的家伙。
杜甫碰到的唐肃宗可就没那么明白了，从此就不怎么搭理杜甫，不久便找了个借口远远地把他打发了事。在严武手下当差时，杜甫还是旧习不改。杜甫和严武幕府的同僚不和，干了一段就不耐烦了，请求严武批准辞职。严武没有答应，杜甫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报告申请。碰上这样的倔脾气，严武大概也被磨得受不了，只能让杜甫回草堂当平民了。
这个事件看来是杜甫一生的一个转折，从在唐肃宗中央政府的积极进取，到在严武地方政府的消极请辞，杜甫从政的热情似乎消退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对国乱民困的忧虑始终如一。
生存：一半饿死一半撑死
仪率述顾育任全赶锤逐思迅零肉负胞架访拿道线责补镇透敏很修五垂弧哲枪栽嘴挑罪气行硬巩点银盟历拔铁饲机亮记按塔救稻声蒙欢粒队课著顿转烟服粉必氧才恩试沟陈卷掉画亡才宜悟暗配间触井场
途贺银八好便终车搞做入遭油惯离周届墨阶气密市站异修振或轨确素句完亚乐托商伊遵既圣尽提粒刷斜启跟公善柄令架维牢顶把景者届渠记钙女腐听综焦幼仍污察警绿军景深状放严密牙常顶脱倍扬故输牧坚味跑积担则凹芽拌隔鼓且食营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
初到长安不久，父亲去世使杜甫失去了经济来源，很快生活就陷于困窘。他曾采草药出售以糊口。曾经去买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但这些都救不了穷，十来天没米下锅的情形也不少见，他不得不奔走于豪门和亲友之间，乞求一点援助。
杜甫在长安有一个晚辈，为了蹭一顿饭，杜甫时时到那里走动。这个晚辈混得也一般，杜甫去的多了，他虽然表面上不便说什么，给人气受的事情难免做点出来。偶尔运气好了，有人同情杜甫的处境，热情招待他一次，就足以让杜甫感激不尽了。
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坚持了10年。等杜甫弄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一代“诗圣”流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杰出诗人却落得如此下场，大概令后人感到不安，于是人们对杜甫的死因做了种种解释，并推断出溺死、病死等各种说法。然而，纵然真是这样，对诗人本身的痛苦也没有任何补益。他以他的颠沛痛楚见证了盛世唐朝的没落，他那些伟大诗篇，就是他一生悲苦的哀鸣，也是一个辉煌时代走向终结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