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清致雪霜中

1904年，天津，严氏家塾。

她十岁，在城西的严氏女塾念书，喜欢穿素净的长棉袍和厚厚的毛坎肩，把一头长发盘进帽子里，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

女塾设在严家的偏院酒坊院中，念书的都是严家的女子，也有几个亲友家的孩子，比如她，就是严家世交好友家的女儿。

女塾和男塾各居院子的一侧，中间的操场是轮流使用的。女孩子们在操场上体育课的时候，就会把通往男生院子的门关上。

这是典型的中国少女的做派，严氏家塾虽开了女性教育的先河，在这儿念书的少女，却仍是羞涩而腼腆，她们小心翼翼地紧闭那扇通往异性的门，同中国几千年来的少女殊无二致。

可她那时只有十岁，没有什么可以挡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透过门上的窗，她看到了另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与她熟悉的女性世界完全两样。

她喜欢看他们跑步，读书，高谈阔论，他们中有一个清瘦的男孩子，沉默寡言，毫不起眼，可渐渐地，她留意到，其实他才是最不容忽略的那个。当少年们因为某个问题而争执不下时，大家会征询他的意见，只有他的话能平息两方争端，他天生有一种沉稳气度，能叫人信服。

后来，她便知道了，他叫梅贻琦。他是天津本地人，那年十四岁，家中有九姊妹，三年前，他父亲失业了，还染上了鸦片，一家人生活无依，就连玉米面也只能吃到半饥半饱，家境极度清苦。

她的家境要好许多，她的祖上曾在天津开设天成号商行，经营近海运输。曾祖父和祖父均是京官，父亲也有候补道的官职。

他在那样艰难的境况里讨着生活，却能成为严氏家塾里成绩最优良的学生，让她感到惊讶，换作是她，也许做不到。

她留意了他半年。这年底，男塾迁入天津南开区的新校址，从此，严氏家塾正式定名为了南开学堂。

来年年初的时候，严氏女塾也改为严氏女学，设高小、初小两级，并设置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各课，这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小学堂，也是全国最早的女学之一。

之后的四年，她念了幼师，而他在南开学堂继续求学，他的成绩仍是那样好，四年后，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到了保定高等学堂。

也就是在这一年，美国开始把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于是，他又以第六名的成绩考取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准备去美国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

又过了四年，他从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和他同船回来的还有严范孙先生，大家都去大沽口码头迎接他们，她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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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她已从幼师毕业，留在了严氏幼儿园和朝阳观幼儿园工作，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关门的小丫头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而他也长高了些，却比以前更瘦了。

她听说，他父亲仍然失业，他在美期间把本来就很少的补贴节省下来，接济拮据的家，她还听说，他本来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却因为要赡养父母弟妹，决然回了国，可是，当她仰望他的脸，却看不到任何苦难怨恨。

1914年，在大沽口码头的海风里，她站在迎接的人群里踮起脚尖看他，他沉默地微笑，一口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烁出美好的光泽，她的心被轻轻撞了一下。

他回国后，去了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而她业余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他们终于正式认识了。

不久，他去了清华学堂任教，担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作为系主任，他很年轻，甚至许多他的学生都比他年长，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男人，他已属大龄，早该结婚生子。于是，许多热心的人开始为他保媒说亲，却被他一一拒绝了，直到年近三十，他终于同意了一桩亲事，介绍人是严范孙先生，对象便是她。

这听起来好像很浪漫：他一直不肯娶，直到有人来介绍她，就好像他是为了她才等待了许多年，可惜并不是，他只是为着他的“孝”，他的兄弟说：“他显然是为了顾虑全家大局而把自我牺牲了”，他一直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供养着整个家庭，没有精力也没有钱再供养另一个家，直到他的弟弟也工作了，家中的困窘得到缓解，他才终于将自己的婚事提上了日程。

可是她呢，她一直到二十六岁都没有嫁。在那个年代，二十六岁实在不是什么青春年纪了，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一直在等着他。

订婚之前，她的同学听说了，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

她微微笑道：“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哪里需要别人来说，她早知他沉默寡言的性格，亦早知他清苦贫寒的家境，可是，对于嫁他，她有坚定的决心。

婚后第一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长女才一岁，次女还怀在腹中时，他取得了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机会，于是他赴美两年，她独自生产，抚育两个孩子。等他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回国的时候，他们搬入了清华园南院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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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疼他们的孩子，不过，从不宠溺。比如，吃饭的时候，他会给孩子们一人一小盘荤素搭配的菜，每个人都必须吃完。他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孩子们不要挑食。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他从不会生气，而是和颜悦色重申道理，不过，不管他们如何哭闹，他的要求不会改变。

她是学幼儿教育的，可是被淘气的孩子惹急了，她会把他们关起来以示惩戒，甚至有时候还打他们，对此他总是摇头，说：“你忘了你是学什么，做什么工作的呢?”

他和她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结果在孩子们心里，温和的父亲反而比她这个严厉的母亲更有威信，他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她后来总结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温和，但有坚守的原则和底线。他能成功地领导清华，与他这样的性格密切相关，温和能让他包容种种不同的意见，坚持能让他奠定一间大学的品格，刚柔并济的行事风格让他赢得了师生的一致认可。

很多年前，二十六岁的她曾经对劝她的好友说过一句话，她说“我豁出去了”，其实，对于嫁给他，她十分坚决。

她叫韩咏华，很平凡的名字，一如她的人。她嫁给他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清华里普通的老师，他们没有房子，住在租来的小后院里，他每个月的薪水都要给父母寄去三分之一，给三个读大学的弟弟三分之一，而他们的小家只留用剩下的三分之一。作为妻子，她一生都没有掌过家，从来都是他给多少钱，她就花多少钱。

从嫁给他的那天起，她便“豁出去了”，她包容、欣赏他的性格，亦愿与他一同担当两个家庭的责任。

他担任清华留美学生处监督的时候，她跟他一起去了华盛顿，为了节省经费，他把监督处的司机辞了，自己学开车，而她接替了钟点工的活，为大家做饭。

担任校长的时候，他有车，但她没有乘过他的车。他到了昆明后把校长专用的小汽车交给学校公用时，她和孩子们安步当车，走很远的路也毫无怨言。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向教育部申请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可是他家有四个孩子在联大上学，他却不肯让孩子们领补助金，把机会让给更贫穷的学生，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磨好米粉，用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米糕去卖，为了他的校长尊严，她从不说自己是梅夫人，只说自己姓韩。那时候，她挎着一篮子热气腾腾的米糕，走很远的路去卖，她舍不得穿袜子，把脚磨破了，整个腿都肿了，可是她还是笑着，把那糕叫做“定胜糕”，她说这寓意抗战一定会胜利。

上天总是公平的，有付出，才有获得，一份感情，总是同甘共苦更圆满。

很多年后，她依然记得，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下班回家的他看着正在院中嬉戏的孩子们安静地微笑。

那时，她正在厨房的窗下准备晚餐，米饭熟了，水汽蒸腾，透过冉冉的白雾，她看到他脸上淡淡的笑容。

他的笑在昆明城无边的暮色中显得温暖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