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君甫：我党首位“双面特工”

　　我党发展的第一位“双面特工”

　　1928年，在周恩来、陈赓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发展了我党的第一个重要的“双面特工”——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居国民党特务机关要职的杨登瀛，是如何与我党接上关系的呢？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901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后到上海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他因参与“讨蒋运动”被捕入狱，后经蔡元培保释，蛰居上海，其间结识了同乡杨剑虹，杨剑虹后来加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并拉拢鲍君甫做他的副手。1928年初，共产党员陈养山在浙江武装起义失败后辗转到上海，被编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以下简称中央特科)，其间碰到了鲍君甫，鲍君甫的命运从此改变。

　　“陈养山1925年就认识鲍君甫，那时陈养山常去上海邮局领取广州农讲所学生邮寄来的一些进步刊物，鲍君甫有时也去帮忙，还帮陈养山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收信，两人的关系不错。”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何志毅告诉记者。

　　陈养山了解到鲍君甫在上海敌特机构工作的情况，就想将他发展为我方情报人员。他开始让鲍君甫参加地下组织的一些会议，鲍君甫主动将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活动的情报告诉陈养山。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28年5月，陈赓与鲍君甫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面谈，正式将鲍君甫吸收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员，由特科情报科副科长、陈赓的助手刘鼎与他单线联系，并派遣连德生担任他的保卫工作。

　　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过街上设立了“杨登瀛办事处”。为配合鲍君甫“双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也给他送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故意透露一些已转移的活动据点，让鲍君甫带人“破案”立功。鲍君甫逐渐取得特务头子陈立夫的信任，1929年被正式任命为驻沪特派员。中央特科当时在经费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还破例给他配置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帮助提高他的社会地位。鲍君甫很快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层人士建立起联系。

　　屡建奇功：多次营救被捕同志

　　营救彭湃惜败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的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人因叛徒白鑫的出卖被捕入狱，周恩来、陈赓指示营救，鲍君甫从特务口中探知，彭湃等被关押在上海的龙华监狱，并且蒋介石已下令枪决，执行的时间在8月30日。后来周恩来、陈赓根据情报组织营救时，鲍君甫又暗中向狱中的彭湃等传达营救计划，告诉他们次日押送途中会有地下武装人员劫车救应。不料当天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营救行动惜败。

　　铲除叛徒

　　白鑫的叛变威胁着许多中共党员的安全，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多方查找，但白鑫的具体下落一直难以确定。鲍君甫利用自己在特务机关的工作关系，调查到白鑫就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并且即将要转移他处。鲍君甫借送行之名登门，在与白鑫闲聊中探得他的出行路线和时间，并及时经刘鼎传递给陈赓，中央特科根据掌握的情报，后来组织了武装人员铲除了这位叛徒。

　　通知周恩来防范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在上海不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经鲍君甫多方斡旋，党组织顺利营救出了任弼时。

　　“鲍君甫还曾提供过一次重要的情报，让周恩来化险为夷。”何志毅介绍说，1930年4月，黄第洪(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从前苏联回国，本来党组织安排他去江西苏区，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与他联络。谁知黄第洪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出卖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蒋介石指令特务头子徐恩曾负责此事。“徐恩曾当时派遣鲍君甫等人去南京路邮局门口与黄第洪接头，商议设伏阴谋。鲍君甫获悉后迅速联系刘鼎，传递黄第洪叛变的情报，中央及时采取了防范措施，避免了一场危局的发生。”

　　救出关向应

　　1931年初春，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化名李世珍)，并在他的居处搜出一大箱绝密文件，租界巡捕因看不懂中文暂未处理。国民党提出由他们的特派员来清理文件，租界巡捕头目因与鲍君甫关系不错，答应让他前来处理。鲍君甫根据陈赓的指示，带着 “中共文件专家”(由刘鼎假扮)到巡捕房“鉴定文件”，提出将文件带回去仔细研究。几天后，鲍君甫和刘鼎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巡捕房，称这些文件均为“学术研究资料”，被捕者是一位“激进学者”。巡捕房听了“研究结论”后，以为关向应不是政治要犯，便将他转交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鲍君甫又利用内部关系多方斡旋，8个月后，关向应以“误捕”被保释出狱。

　　因叛徒出卖终止特工生涯，默默无闻住在南京直至去世

　　1931 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鲍君甫受牵连被秘密拘留，与中央特科的人员也失去了联系。由于鲍君甫是周恩来、陈赓等人直接单线领导，顾顺章不知道他的身份，鲍君甫因“失职”被关押。1932年，鲍君甫被其老上司张道藩保释出狱，蛰居上海，“后来，国民党又任命他为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因受到猜忌，他只是负责处理些无关紧要的事务。此时的鲍君甫已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的人员也失去了联系，十几年来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何志毅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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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鲍君甫的女儿鲍美云回忆，1934年以后，父亲就一直在南京工作。因说话带着广东的乡音，在旁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在南京的广东人，普普通通，几十年来默默无闻。老家的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物，甚至有误传他已被国民党杀害了。“父亲平时话不多，待人谦和，为人正直，从未向我们提过他的特工生涯，他晚年的生活很清贫，有时在外面摆小摊子卖些茶水、纸烟，补贴家用，平时深居简出，非常低调。”

　　“新中国成立后，鲍君甫有一子一女在台湾，当时两岸的意识形态壁垒很深，鲍君甫担心自己的特工经历会牵连到在台湾的儿女，加上他曾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因而一直未向政府报告自己早期的工作经历。” 何志毅告诉记者。

　　直到1956年3月，陈赓来南京探望父亲时，鲍美云的兄弟姐妹们才逐渐知道父亲早期的这段经历。陈赓曾致函证明鲍君甫的身份：“鲍君甫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现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

　　“文革”期间，鲍君甫曾因“不予配合交代罪证”遭到批斗。鲍美云告诉记者，母亲谭秀珍后来去北京看父亲，劝他不要太固执，父亲坚决地摆手说：“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我一说，有人就要人头落地！”

　　1969年12月，鲍君甫在北京逝世，周恩来获悉后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鲍君甫的家属。”鲍君甫的女儿鲍美云被调回南京工作，照顾其虚弱多病的母亲。1976年，周恩来于重病中曾叫来罗青长，向他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鲍君甫)的名字，并嘱咐“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