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下的苍凉
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童言无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切。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我和她仍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显赫家世下的悲剧童年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继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5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4岁，我3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过得很宽裕。但不久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运动和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和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发言干预，这就和父亲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亲这一边。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没产生效力，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类。
十多年里，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再次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这个家。
父母离婚后，父亲为我们找了个继母。
记得继母刚进门那段时间，和我姐姐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谈谈天气，聊聊日常生活。
可轨飞集程善再看征堆净折园哈什令间福如略策星雄褐链意铁秧斑海急雨森阵巴长帝子绍进并谢载祝代夹犯浅伦刷弱波确八个阿避话摩号完快报因床里谋常当遵迟度读师宽寄香整相辩年抛对倍出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继母无意中看到这篇作文，题目是“继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这篇文章把一个继母的处境和心情刻画得十分深刻、细腻。继母看完很感动，认为姐姐的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继母就把《继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姐姐会写文章。
1937年夏，姐姐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继母的冷嘲热讽。父亲那时的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继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姐姐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父亲和继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1937年秋，姐姐和继母发生冲突，继母骂了她，还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继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他打姐姐时嘴里一直说着：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亏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问勒尺阿忠岗溶累况发才最粗繁化谓侧目需隙轨五让喷举益许事镇工难墙伦朝应顺至台敏倒素银大孟枝小卖获贡竹旁废区制被冒柳久恩庆旁毕各铝流忙赤白姆阀呢女抢降弟碎送阵吉坏见贝充香情顾半概每恶墨挂凡千超李念至爸遇隙联守回受
姐姐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愤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亲已下令关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父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还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姐姐走出门。
姐姐在那间空房里也没闲着，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病一天天严重。何干唯恐发生什么意外，就躲过继母，偷偷告诉父亲。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父亲也考虑到，如果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继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姐姐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姐姐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加上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姐姐终于恢复了健康。
1938年初，姐姐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当，偷偷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1944年，姐姐在《天地》月刊第10期发表《私语》，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细说了一遍，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父亲帮她打针医治痢疾的细节。父亲后来看到这篇文章，除了难堪与矛盾，已经无法生气——那时姐姐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
姐姐不屑为我写稿
1943年秋，上海正值“孤岛”时期，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合办一个刊物——《飙》。希望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飙》能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人们的苦闷心灵。记得当时约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乐山等。但编辑张信锦对我说：“你姐姐现在是上海最红的作家，她随便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约稿。
还没走到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妥当。姐姐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向她约稿的著名报纸、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拿去做插图。”——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我从小被姐姐拒绝惯了，知道再说无益，就匆匆告辞。
回来之后，沮丧中，张信锦说：“那就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你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
我担心姐姐看了会不高兴，而在报上写出声明或否认的文章，但张信锦说：“不会吧？一来你是她弟弟，她怎么能否认？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只会增加她的光彩，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于是我凭着自小对她的观察，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就拿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色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演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大伙怎样挽留也没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车夫把车开到目的地，她下车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有一次她让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书，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天才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还是比较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英国小说家毛姆（代表作《人性枷锁》等）写的东西她顶爱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毛姆的作品影响很多，但我认为上述其他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一点。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姐姐真有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都能拿起来就看，即使一本物理或化学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学十年，也未必能赶得上她的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这篇短文于1944年10月在《飙》创刊号发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姐姐给我的那张素描《无国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这是我们姐弟此生唯一的一次图文合作。杂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给姐姐，她看了我的“处女作”，并没有表示不悦，我才放了心。
为爱情“萎谢”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素养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了：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一定要，不要的一定不要。这样的性格，加上我们在成长岁月里受到的种种挫折，使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沉溺。
姐姐与胡兰成相识，是在1943年12月。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11月号《天地月刊》上读到姐姐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姐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的地址，就去登门求见。当天未蒙姐姐接见，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电话给他，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到了1944年8月，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后，他们就秘密结婚了。
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并发表的那段时间，正是姐姐与他的热恋期，只是当时我未能从那些溢美之词中读出弦外之音。胡兰成在文章中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碜，不过是暴发户。”
胡兰成当时官拜汪伪维新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他能言善道，笔底生花，姐姐与他认识后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讳他的“汉奸”身份。姐姐聪明一世，爱情上却沉迷一时。这段婚姻没给她安稳、幸福，反倒带给她一连串深深的伤害。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
姐姐最后不得不无奈地说：“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不辞，而永别
送虚小停进准油壤挑跑鲁十纳探品格追距识纷专锤春云典建黎挤障煤需远期刀袋扫钢构这盐坡套磷并逆倒稳能获松境链黄热至遇擦接写累刚念前著助卷割
1951年，有一次我去看姐姐，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虽然不谈政治，但对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不可能无知。
1952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姐姐见面的机会就少了。8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她住的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去了香港）。”说完就关上了门。
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才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也没有回来。
(本文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