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想和人生规划

作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我们的成长史，可以被看作是对于“成功离不开远大人生规划”这个理论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历程。 读小学那会儿，作为祖国21世纪的花朵(还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我们被教育要有远大的理想，因为“人是不能没有理想的”，没有理想就不会成就一番大事业，我在作文里挺激动地想像自己在21世纪物资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自天放羊晚上唱歌的美好生活，老师给的评语是“缺乏想像力”。 初中时，思想政治老师教导我们要多“想想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因为这牵涉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问题。初中毕业留言时，班里的第一个共青团员挺痛心我不思进取，没有把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无限的题海中去，郑重地送给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话“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勉励我要及早树立人生目标，以免将来悔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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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中时，我们被告知，我们已经有半只脚跨进大学，人生规划问题的实现关键就在于怎样努力把另一只脚也跨进大学。人生规划的最高境界则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描述，很是唤起了班里的数理化尖子生们对于背着书包闯荡江湖的场景想象。相当长时间里，我也相信，人生的成功与否，离不开远大的人生规划，只不过多数时间都疲于应付考试，没有时间认真思考过人生规划问题，偶尔清醒的时候都忙于应付考试，还没来得及响应老蛤… 师提出的关于“长远人生规划”问题就稀里糊涂地读完了大学还稍带拿了浙江大学的硕士学位。在21世纪从未来变成现实生活的一个下午，我坐车从杭州回家，在车站发现当年赠我奥斯特洛夫斯基名句的同学正奋勇吃喝着卖香蕉，成了个水果摊的小老板。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成长史，才发现似乎人生现实和人生规划之间满不是那么回事。

读大学之前，我基本上处于后进学生之列，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以后不要考试不及格。考高中填报志愿时，我本来已经准备献身于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当水泥工人了，因为初中三年我的数学、英语难得有及格的机会，为了不要在志愿书上太难看才把第一志愿改成重点中学，但因为考前报佛脚努力，居然考进了重点高中。

高中第一年，数学期末考试只有巧分，因为暗恋班里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女生，为了创造接触机会就想着法子向她请教问题，几年下来，间题越问越多、越问越有水平，在增进学习友情的同时顺便也提高 r学习成绩，化追求为力量，最后居然考进了大学。 读大学时，我的专业是公共关系和广告策划，女朋友却在异地高校就读哲学。于是别人用来打牌的时间，我花在了写情书上;别人用来逛街的时间，我用在研究股票投资。

为了提高情书的可看性和深刻性、增加学科上的共同语言，不免经常翻翻哲学和社会学，常作“有所思”状。四年大学下来，跳舞打牌一窍不通，倒是意外拿了几十本获奖证书和荣誉证书，把校园里一个枯燥乏味的哲学学术社团办得生动活泼，混入校园学术精英的队伍中。大学毕业后，女朋友成了别人的新娘，我倒保送研究生读哲学去也。 读研究生之初，因为此前丰富的社团经验，被点名组建浙江大学在四校合并后的首个全校性社团。在学校的支持下，办思想论坛、出学术刊物、组织三下乡社会实践，从海报设计、论坛选题到文字校对，几乎是一手包办。社团在强调理论性和先进性的同时，实践效果也不赖，拿了一打全国、全省和全校的荣誉，在全国高校的同类社团中也算出类拔萃了。思想论坛更是成为学校里一个文化品牌，最热烈时，冬天在教室里需要开电扇，可还是因为人太多有同学晕倒。

原先满心打算着等研究生毕业后，奔有钱的单位去，尽快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可是临到毕业时，舍不得就此抛却读书时囤下没来得及看的上千本书，结果放弃了七万元底薪的企业，选择到大学里当老师，老师还当得挺好，上课从来不点名，到诫率却最高。 在大学里以教广告为业，因为自己要买房子，课余有暇研究研究房地产，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结果被报社请去兼任房地产版的策划和撰稿以外，又成r一个咨询机构的总监，变为房地产的业内人士。

于是在参加工作后的第九个月开始，我的月薪超过七千元，在物质和精神上向“小康”的初级阶段快步迈进。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上帝不掷子”，其实上帝掷子的命题对于个人的生活来说，是成立的。把人生规划和成功简单联系在一起1{ 其实是想象力贫乏的结果。 在那些信奉成功离不开伟大的人生规划者看来，成功是这样一个带有必然性的过程: 首先是立志阶段，你可以是个贫穷的连学费都付不起的山区孩子，也不妨是个在都市底层拼搏刚能温饱的打工仔，但是你对肖己的人生作出了宏伟的规划，立下远大的志愿;其次是努力阶段i 表现为锲而不舍、排除万难，比如头悬梁、锥刺骨，比如忍辱负重等等;最后是成功阶段，表现为百万富翁、美国护照、博士学位、CEO 等等。

尤其是一些名人传记，告诉那些对成功望穿秋水的人们，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和他们从小志存高远分不开的。如果你不成功，那么原因要归咎于你自己，原因不外乎是人生规划不合理，成者是你意志不够坚定，工作不够努力。按这种理论，似乎被称为“超人”的香港首富李嘉诚今天的成功，是早在几十年前他在香港街头卖塑料花的时候就规划好并持续努力的结果。决 李嘉诚的成功史，并不是有长远人生规划的结果，而是不断调整方向、因时制宜的结果。他从卖塑料花起步，发现了房地产业的投资机会，便果断地投人，捕捉到香港码头业中蕴藏的无限商机，又迅速涉足其中，并确立了优势，其后又投资电信等高科技产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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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超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在机遇出现的时候抓住香港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机遇本身不是他能够预见的。 香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发展，这种偶然性的因素非人生规划所能预见，能准备的只是个人的学习和适应素质。强调人生规划者，一方面忽视了外部的机遇性，另一方面，又用更主观化更不确定的人生规划的重要性替代了人的素质在成功中的关键地位。 被人生规划问题贯穿始终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史，其实质就是应试教育的塑造史。

应试教育下的人生规划，就是这样一条单一而直接的路线:小学里的乖孩子—重点中学里的成绩拔尖生 —重点大学里的热门专业的党员加三好学生—社会中的热门职业中的成功人士。被看似宏大而神圣的人生规划命题悄然替换掉的恰恰是对个人素质的关照。然而，作为“应试教育”的反命题出现的“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另一个神圣的但事实上取消人的素质的命题，当素质被简单地规划为钢琴家、画家或者儿童作家的时候，已经在另一个旗帜下扼杀了人的多样性和可塑性。在个人未来生活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可能性面前，作所谓“人生规划”时人们的想象力总是过于贫乏。于是“人生规划”变成“画地为牢”。 对于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资本主义最早在新教国家发生可以是一场事故。新教徒本身从感情上拒绝聚敛财富，在他们的人生规划中，成为上帝圣洁而虔诚的信徒是第一要义，富人要想上天堂，就好比骆驼不可能穿过针眼一样。但是新教理论的发展断绝了信徒们企图通过虔诚改变未来的希望，许诺给信徒们一个不可预见的未来，为了排解这种对明天不知会如何的焦虑，新教徒们努力工作、开拓事业，最后却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于是整个资本主义成为这种精神焦虑状态的意外后果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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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新教徒们的人生规划开了个玩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规划和最后的现实生活儿乎是两回事，能影响人生的不是规划，而是个人的素质。而这种素质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它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回想起来，我庆幸自己在儿时属于差生之列，没有被应试教育过于扭曲，而父母也没有对我过于苛求，没有对我的个人发展上制定太过宏伟的蓝图，由我悠意生长，我对自己也没有存有太过高远的理想，只是多看看书、多尝试一些新的机会，无意中反而养成一些很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素质来: 前些天在公司里，下属给我看一个楼盘项目的建筑规划图。我发现最终造好的楼房和规划图纸仁的大不一样。下属解释说，规划是报审批用的，和实际造什么样的房子是两回事。

想想也是，当时在小学作文里大谈理想，又有几个人是当真的，主要还是为了眼前的作文能拿个高分。未来是由当下的行动创造的，机遇不是规划出来的。所谓理想和人生规划，即便再高远，又哪里能够及得上这个世界的变化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