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高盛总裁“变身”美国财长

2006年春天，就在高盛银行享受着创纪录的收入水平，股价位于历史最高位，我也丝毫没有考虑任何改变的时候，外界开始讨论我入主财政部的可能性。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配了一幅画，上面是我和美国国旗。

不久之后。布什总统的新任幕僚长乔希·博尔腾给我打了电话，试探我对于财政部长一职的兴趣。乔希很执著，他知道我已经受邀参加4月20日将在白宫举行的一场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而设的午宴，邀请我届时与总统会面。

妻子温迪和我飞往华盛顿。宴会前，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见到了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他想私下与我谈谈，我们找了一间没人监听也没有记录人员的屋子。周认为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白宫的那场午宴堪称一场盛大的集会，可我见到总统的时候，他似乎对我很冷淡。宴会结束后，温迪和我踏入了白宫的庭院，旁边就是通往财政部的大门。那是美不胜收的一天，木兰绽放，樱花盛开，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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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心情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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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看出我的沮丧。她说：“豌豆(她喜欢这样称呼我)，我希望你不是因为我才拒绝这个机会。你知道。如果这对你很重要的话，我会支持你的。”

“不，不是因为你。”

事实上，我所请教的几乎每一个同事都对白宫的邀请持反对意见。他们说：“你是高盛的首脑。你就是老板，何必去华盛顿?布什只剩下了两年半的任期。看看他有多么不受欢迎。共和党连国会都快要丢掉了。你又能做些什么呢?”

但是，我骨子里仍有一种情结，觉得自己欠祖国很多。5月份。我又一次接到了乔希的电话，当时我正在德国出差，便答应在回西海岸途中与乔希在华盛顿会面。

直到此时我仍然难以决断。但就在半路上，我突然恍然大悟了：我意识到，给我带来这么多烦恼的只不过是自身的恐惧。那是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与一帮我从未合作过的人合作，管理一帮我从未管理过的人。

然而，我从不会向恐惧屈服。

5月28日是星期天。我和妻子来到伊利诺伊州的巴灵顿，总统将在周二提名我为财政部长。但那天早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提前把消息告诉了一位好友，却忘了提醒对方别把它透露给母亲。等我来到母亲的住处，她已经老泪纵横。

“你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事，”她说，“但我希望你还没有下定决心。”

那是正午刚过。母亲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木椅子上。透过窗户凝视着洒满阳光的庭院。我已经不记得最后一次见她哭是什么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她如此严厉的批评。平常，她一直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对我的决定从来都是毫无保留地支持。

母亲与十几年前大为不同，她的这种情绪就是标志。她和父亲都曾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当我从商学院毕业加入五角大楼，后来又进入金融界，他们都欣喜若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父亲于1995年去世之后，她变得倾向自由主义了，开始转而支持民主党，痛恨伊拉克战争，尤其反对乔治·W·布什。

“妈，我是去为祖国服务，”我尽力想让她平静下来，“这义不容辞。”

“听我说，”她依然很沮丧，“你这是上了一条贼船。”

我搭乘下午的航班返回了纽约，温迪留下来继续安慰母亲。她至今清楚地记得，母亲是如何站在电视屏幕前，痛苦万分地看着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与我并肩肃立，接着宣布了对我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