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马蹄声
1935年10月的湘西，霜风扑面，万山红遍。接到北上命令的红二六军团且战且退，正在苦苦寻找一道缝隙，准备杀出重围，去追赶遵义会议之后大踏步前进的红一方面军。
但偏偏就在这时，十月怀胎的母亲蹇先任却迟迟没有生产的迹象。被父亲贺龙安排在故乡桑植县南岔村冯家湾待产的母亲心急火燎，每天早晨醒来都拍着圆滚滚的肚子，对我说：“儿啊，你怎么还不出来啊？你爸爸就要带着大部队远远地走了，如果不跟着走，到时我们娘儿俩可怎么办啊！”
好像是听见了母亲说的这些话，11月1日，母亲去上厕所，我懵懵懂懂地从她的身体里爬了出来，似乎要看看她到底急成了什么样子。血泊中的母亲忘记了疼痛，脱下一件衣服把我裹了起来，让人火速给父亲报信。父亲正在前线阻击敌军，最先得到消息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命令电台给他发报：“祝贺军团长，生了一门迫击炮！”
父亲大喜，命令部队乘势出击，把潮水般涌来的白军打回去。这一出击不要紧，红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连续取得了龙家寨、十万坪和忠堡战役三场大捷，斩杀了敌军师长谢彬，俘虏了敌军师长张忠汉。
到这时，父亲才长出一口气，抽出大烟斗装上一袋烟，坐在指挥部里美美地吸起来。然后，他对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任弼时、关向应、萧克和贺炳炎等战友和爱将说：“我当父亲了，你们说给这个丫头片子起个什么名字啊？”那时副军团长萧克刚娶了我的二姨蹇先佛，和父亲在搭档的基础上又成了连襟，他说：“恭喜，恭喜，军团长带领我们打了胜仗，又喜得千金，我看孩子的名字就叫‘捷生’，在捷报中出生的意思。”父亲一锤定音：“要得，孩子就叫捷生，这名字响亮！”
18天后，我躺在由一匹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成了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的一员。队伍上路时，“嘁嘁喳喳”的脚步声和“嗒嗒”的马蹄声，让我乖得不敢发出哭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躺在这样一个摇篮里，不知道队伍朝哪里走，也不知道驮着我们的那匹黑色小骡马，是父亲特供母亲和我使用的。
我不敢不乖啊！父亲原本是不准备带我走的，他连寄养我的人家都找好了——是他的一个亲戚，说好部队在离开前把我送过去。但当父亲和母亲轮番抱着我赶到那个亲戚家时，他们一家人已吓得不知去向。还在月子里的母亲虚弱得像片随时可能飘落的树叶，在这时像母狼般紧紧地抱住了我。父亲也不是铁石心肠，看到母亲生怕失去我，咬咬牙说：“那就把捷生带上吧，路途艰险，是死是活看她的命了。”
我就这样跟着父亲和母亲走了，跟着那串时而敲打在岩石上，时而踩踏在冰雪中的马蹄声走了。从此山高水长，风餐露宿，“嗒嗒”的马蹄声始终陪伴着我，就如同母亲始终对我不离不弃。
母亲当时还在产褥期，我也没有满月，我们母女俩最早被安排跟随军团卫生部行军。卫生部部长贺彪又把我们编入伤病员队，还给母亲和我准备了一副担架。伤病员行动缓慢，走到澧水河边，敌机飞来了，扔下无数颗炸弹。河面上水柱冲天，伤病员乘坐的小船在波涛中打转，许多人落进了水里。小骡马吓得蹿了起来，前蹄腾空，差一点把我的摇篮掀翻了。贺彪叔叔扔下部队，把我从摇篮里抱出来，塞进母亲怀里，亲自撑一只船把我们送向对岸。
船到河中心，我被巨大的爆炸声和敌机的尖叫声吓得号啕大哭，贺彪叔叔冲着母亲怀里的我喊道：“你哭，你哭，看你把敌机都招来了，再哭把你扔进河里！”这一吓，我真就不哭了，不知道是不敢哭，还是哭不出来了。到了对岸，警报解除了，母亲跟贺彪叔叔打趣说：“捷生那不是哭，她是在吓唬敌机呢，你看敌机不是飞走了吗？”贺彪叔叔想到刚才对我太粗暴了，连忙伸出手来刮我的鼻子，逗我一笑。
那次整整走了两天一夜。到了宿营地，母亲什么都不顾，只顾把我从摇篮里抱出来，手脚并用地给我喂奶、换尿布。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颠簸和惊吓，我不仅饿了，而且变得臭不可闻。你想啊，两天一夜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层层叠叠裹着我的襁褓里，积攒了多少屎尿！那股臭味，简直要熏翻天。医疗队有个男护士掩着鼻子开玩笑说：“等过20年后她长大了，我们把这情景说给她听，她肯定会害臊的。”
还未走出湖南，母亲说什么也要回军团总部。卫生部拖着那么多的伤病员，还有那么多丢不下的设备，她不好意思让人照顾。贺彪叔叔拦不住，让她把抬担架的两个兵和担架也一块带走。母亲说：“这怎么可以呢？我离开卫生部，就是想把担架留下来抬伤病员。”
父亲虽然日理万机，但见到我们回到他身边，心里很高兴。他知道母亲太不容易了，除了每天要背着行装自己赶路，还得一把屎一把尿地照料我。晚上宿营时大家睡下了，她又得把我弄脏的衣服和第二天要换用的尿布洗出来。那时快到冬天了，洗好的衣服和尿布干不了，必须找炉火一件件烘干。做完这些事再躺下时，已是凌晨时分，队伍又差不多要上路了。让我们跟着军团总部走，父亲总能搭把手。
毕竟还在月子里，母亲也有走不动的时候，就抱着我骑在小骡马上走。父亲看见了，大惊失色，说：“这怎么行啊！倘若骡马受惊，一摔就是两个，还是我替你抱吧。”说着把马并过来，俯下魁梧的身躯，从母亲手里接过襁褓中的我，然后在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
父亲那匹马高大健壮、背脊宽阔，跑起来像一阵旋风。在驰骋中敲响的蹄音，像奔雷，像风暴，像大浪拍打着礁石。
此后几天，父亲每天都带着我在山道上奔驰。他勒紧腰间的皮带，拉开领口，把我小心地放进他宽大的胸怀里，如同一只大袋鼠装一只小袋鼠。偎依在他那温暖的胸膛，我一声不吭，仿佛回到了母亲的肚子里，仿佛那一路上“嗒嗒”的马蹄声，仍是母亲的心跳。
没几天，发生了那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他把我弄丢了。
那是过一个山垭口时，前后突然发现了敌人。父亲意识到有落入包围的危险，策马狂奔，迅速调动被挤压在山垭里的部队抢占两边的山冈。但他没想到，就在这时，我就像个飞起来的包裹，从他的怀里被颠了出来，重重地落进路边的草丛里。接下来杀声四起，红军从山垭口夺路而行，谁也没想到，这时军团长的孩子掉进了草丛里。
模抗墨英线软缩铜菜岩别清灯协唐烟破丝焦新光组摆题性早达焊放岗私寨牧恩荣刷未检银此浓倒仍覆秘了乐墨菌仍斤排裂摇介猪甚弱努缓放争墙治趋米虑亡泡家缺旋遵府鲜意希从宝种姆扬氏堆境辐丁秋逆阴好再卷典威冲藏兵于退零四次至且础自箱游记簧活口倍弯断尖渔堆专言它耗
山垭遭遇战后，父亲带领部队一口气奔袭了几十里。喘气的时候，他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拔腰间的旱烟袋，像触电一般，他猝然发现身上少了什么。一声“糟糕”还未出口，身上的汗珠已滚滚流淌。当即他烟不抽、脚不歇，带上两个警卫员，快马加鞭，火速返回去寻找。
路过一片树林时，几个坐在树下歇息的伤病员看见军团长驰马过来，急忙站起来向他敬礼，父亲的马像风一样从他们的面前刮过去。因为这时候他的心里只有孩子，只有他认识丢失我的那个山垭。
跑着、跑着，父亲下意识勒住了缰绳，掉过马头回来问那几个伤病员：“你们看见我的孩子了吗？”伤病员们举起捡到的襁褓说：“军团长，是这个吗？”
原来，落在大部队后面的这几个伤病员，在经过刚打过仗的那个山垭口时，听见了孩子的哭声。他们在草丛中找到我后，见我裹着红军的衣服，认定我是红军的后代，于是抱上我继续赶路。
“是她！是她！”父亲从马上滚下来，如同抢夺一般把襁褓接过去，掀开一看，我哼哼唧唧的，饿得正吮着自己的手指呢。
父亲的眼睛红了，两滴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
76年过去，我至今对父亲和母亲深怀歉意。因为我生得那么不是时候，以致成了他们割舍不下的包袱。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在纷至沓来的战事、饥饿、寒冷和死亡中，既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带领和跟随部队前进，又要保住我的生命，无论多么危险多么艰苦，都没有把我扔掉，或随便送个什么人家。而与我同时期生养的孩子，有的死在路上，有的被送给路过的老百姓，以后再也没有找回来。
说起来，最难的还是我母亲，她可不是粗手大脚的乡下女人，而是长沙名校兑泽中学毕业的进步学生，长得细皮嫩肉。但她选择了革命，选择了我父亲，也就选择了此后遍布荆棘的苦难人生。背着刚剪断脐带的我长征，她遭受的折磨和艰辛，起码是其他人的两三倍。她可是一个女人，一个在月子里以虚弱的身子长征的产妇啊！
刚出发时，我还能躺在马背上的摇篮里，让母亲拄一根竹竿走自己的路。但到了云南境内，山高路险，树杈横生，她怕划伤我娇嫩的皮肤，便用一个布袋子兜着我，将我挂在胸前。走那样的路，连骡马都会失足跌进深渊，她一个女同志胸前挂个四肢乱蹬的婴儿，需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和毅力！
刘桥感组沟插弧析村发它整反院呼跑骨钻饭双宝体洲叫掉随概甚外客覆息挤持抽溶又萨响仅吃长简入功集缘又粮围巨在践插包植善超光寨者刚散题之母智彻也怎骨志左异矛川挑选入逆雪延中未举将挥激墨架矛色刀碱顾解离别累隙而劲摇浸雌焦的努驻突件序教哈湿测寸货
一次，我病得非常重，两三天都哭不出声来，大家认为我不能活了。建国后担任农业部部长的陈希云叔叔看见我奄奄一息的样子，不知从哪儿寻来一块花布，交给母亲说：“女孩儿爱美呢，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包吧。”母亲的心里一颤，藏起花布，用尽办法救我的命。她想，女儿可是贺龙的命根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用自己的胸膛把她暖过来。即使死，也要让她死在自己的臂弯里。万幸的是，我真是命大，几天后又能哭了，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母亲回想起这段经历，在她后来亲手烧了的回忆录中，写下了一段让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热泪盈眶的文字：
“……行军一天的战友们都睡着了。我手里缝着小衣服，眼睛望着背篓内的小捷生，见她闭着小眼睛不哭不闹的姿态，我的心就像被无数针扎似的剧痛。我暗自祝愿：儿啊！你在襁褓中就与父母一起长途征战，吃够了苦头，受够了磨难，只要你平安无事，渡过难关，妈妈就是受尽了艰辛，也是心甘情愿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母女俩也要相依为命，永远患难与共。”
翻越连绵不断的雪山，没有人不筋疲力尽。由于天寒衣单，空气稀薄，腹里空空，一些熟悉的面孔走着走着便不见了。我最小的舅舅蹇先超只有16岁，稚气未脱，是跟着母亲和有孕在身的二姨蹇先佛一起长征的。因姐夫贺龙和萧克分别是军团长和副军团长，他原本能受到很好的照顾，但他执意要跟着战斗部队走，跟着他一路护送来的伤病员走，最后自己被冻僵在雪山上，再也没有起来。
从湘西启程到跌跌爬爬翻过雪山，红二方面军在路上足足走了7个月。像我这个走时还未满月的孩子，被父母和许多叔叔阿姨背着、抱着，被马背上的摇篮没白没黑地颠着，也终于像金蝉蜕壳那样蜕去了每天都要反复捆扎的襁褓，开始自己坐立、爬行和牙牙学语。
接着，一望无垠的草地扑面而来。在这里，到处都是腐烂的草、浑浊的水，冒着水泡的沼泽地深不可测。因长期浸泡着各种动物的腐尸，酱紫色的水面漂着一块块铁锈，脚泡在水里或被杂草划破，马上就出现浮肿和溃烂。队伍再难以成建制前进了，只能各自择路而行，水一脚泥一脚的。许多人走起来，像纸那样在寒风中飘。
从阿坝到包座，连续几天走水草地，行进极为缓慢，走一步，滑一步，官兵们此起彼伏地摔跤。马蹄声也变得绵软起来，仿佛钟表的发条松弛了，走得慢吞吞的，随时可能停下来。
我一生中无法说清的饥饿，就是在草地上经历的。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我饿得只会哭，像头小野兽那样哭，像谁要杀我似的那样哭，怎么也哄不住。哭着哭着，抓住她的手吃手，抓住自己的衣角吃衣角。但饥饿是共同的，没有指挥员和普通士兵之分，也没有大人和孩子之分。我是整个方面军带着过草地的4个孩子之一，又是贺龙的女儿，听见我天天哭号不止，许多叔叔阿姨要分我一点口粮，母亲坚决不收。她说：“现在粮食就是命，不能舍了别人的命，救自己孩子的命。”
有一回，父亲亲自动手给我做吃的，可他的粮袋空了，他就拿一只搪瓷缸，倒提着袋子往下抖，又团在手里反复地揉，把粘在粮袋上的粉尘和钻进针脚里的颗粒都搜出来，才勉强把搪瓷缸里的清水弄浑。接着放到火上去煮、去熬，直到熬出一层薄薄的糊糊，然后用手指勾起糊糊，一点点往我的嘴里刮。我吃得津津有味，有几次叼着他的手指，狼吞虎咽地往喉咙里送。
到达陕北保安后，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赶来看母亲，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老抱着我，问孩子多大了，母亲说一周岁了。林老说：“一周岁了还要抱？”母亲说：“孩子长征跟过来，营养不良，小腿是软的，站不起来。”林老当场就流泪了，让随员立刻送一条羊腿来。有了这条羊腿，母亲每天用小刀削一块，拿长征时用过的那只搪瓷缸放在火盆上煨熟炖烂，再加上一片馒头或一小碗米饭，喂给我吃。吃完这条羊腿，我挣脱母亲的怀抱，颤颤巍巍，在大地上迈出了第一步。
啊，长征一年，在这条充满险恶也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花蕾初绽的生命能够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