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中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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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开始降落。我从窗口看见盐湖及沿岸切割成一块块不同颜色的土地。飞机的影子在上面滑过，像对不准焦距。后舱有人合唱圣诗，而我和其余乘客各怀鬼胎，降落到摩门教的圣地——盐湖城。
旅馆面山，窗外落满准备过冬的虫子。我找出英文讲稿，对着那些虫子练习朗读。犹他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蓝纳（Lanner）讲座，本届主讲人是乔纳森·思班斯（Jonathan Spence）。
我纯属陪绑，参加讨论。临走前才收到他的演讲稿，我匆匆写了篇回应，电传给朋友，译成英文。剩下的，就是把它念利索。
乔纳森有个中文名字，叫史景迁。他是英国人，至今也不肯加入美国籍。按他的话来说：“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他在耶鲁教书，是十几本书的作者。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几乎本本畅销，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说实话，我对历史学家心怀偏见。他们多少有点儿像废车场的工人，把那些亡灵汽车的零件分类登记，坐等那些不甘寂寞但又贪图便宜的司机。而乔纳森似乎不屑与他们为伍，他更关心历史中个人的命运，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写的大都是传记，如关于帝王心路历程的《康熙自剖》，传教士的****故事《利玛窦的记忆迷宫》，一个普通的乡下妇女的不幸身世《王氏之死》以及一个曾漂流欧洲的教会守门人的坎坷遭遇《胡若望的疑问》。依我看，与其说他是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作家更贴切。再说，历史本来就是个故事，就看我们怎么讲了。
今晚是我的朗诵会。我在旅馆大厅碰见刚到的乔纳森和夫人金安平。乔纳森长得极像007扮演者康纳瑞（Sean Connery）。安平告诉我，他常在街上被陌生人拦住，要求签名合影。不知康纳瑞是否有过类似的遭遇，被人们拦住问：“你是乔纳森·思班斯？”
我朗诵时，乔纳森表情严肃，像康纳瑞在《以玫瑰的名义》里扮演负责办案的神父，坐在听众中间。我躲开他的目光，好像我是把毒药涂在经书上的人。难道诗是一种毒药？
1991年春天，我应一家国际慈善组织Oxfarm的邀请，到波士顿参加为非洲难民举办的捐款朗诵会。他们请乔纳森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朗诵会头天晚上，他的学生文朵莲请我们吃晚饭，在座的还有文朵莲的女儿和艾略特。乔纳森来了，抱着一袋葡萄酒和威士忌。那是我们头一次见面。他坚定、含蓄，而且幽默，英国式的幽默。据文朵莲说，多少耶鲁的女学生为之倾倒。那天晚上，唯我独醉。醒来，大家兴致未尽，有人提议去看末场的电影《菊豆》。散场后，我醉意未消，哈佛广场像甲板在我脚下摇晃。直到第二天晚上在散德斯（Sanders）剧场朗诵时，酒精仍在我脑袋里晃荡。我那困难的表情大概被听众们误读成流亡之苦，和乔纳森得翩翩风度及典雅的英国口音恰成对比。就在我们向非洲难民象征性地致意时，美军成千上万颗飞弹正在伊拉克土地上爆炸。
第二年夏天，我和朋友开车从纽约去波士顿，路过纽海文（New Heaven），去看望乔纳森。他正经历婚变，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寓里。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台小录音机——不真实，像小剧场的后台。我们的主角乔纳森汗淋淋地坐在那儿，正幕间休息。在一家越南小馆吃牛肉面时，乔纳森讲起他去广西的经历。他正着手写一本太平天国的书。我似乎看见他头戴草帽，遮住他的鼻子，混入当地农民的行列，一起走进那本书《上帝的中国儿子》（God's Chinese Son）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
纽海文是个令人沮丧的城市，太多的流浪汉，若有人领头，恐怕也会揭竿而起。乔纳森领我们穿过街上那些绝望的手臂，来到一间空荡荡的芭蕾舞练习厅，再钻进隔壁小房间，这就是他的书房。我环顾那剥落的墙皮和窗户上粗粗的铁栏杆，不禁感叹道：“这真像监狱。”“哦？”乔纳森吃了一惊，“我还一直以为我把别人关在外边呢。”
盐湖城之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冷清，街上人影搅动着灯光。朗诵会结束后，我们来到一家私人俱乐部“纽约人”用餐。一个政治学教授用张戎的自传《鸿》纠缠我。他的手势特别，中指和戴着一颗硕大金戒指的无名指分开，像把剪刀不停地剪断我的思路。晚餐时，他坐在乔纳森旁边，那把“剪刀”伸向乔纳森，似乎要剪掉他花白的络腮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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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驱车去附近的滑雪胜地——花园城（Garden City）。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过午饭，我们沿着寂静的街道散步。阳光闪耀，屋顶上的积雪正在融化。一路上，他们两口子手牵着手，像初恋的情人。乔纳森和我谈起诗歌。他和安平最喜欢的美国诗人是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最近开始迷上弗洛斯特（Robert Frost）。乔纳森叹了口气，说：“我有时真厌倦了历史，想多读读诗歌。”
1994年春天，乔纳森邀请多多和我去耶鲁大学朗诵。他结束了幕间休息，进入第二幕。场景变了。他们在纽海文郊区买了一幢带歌特式窗户的楼房，花园里还有一个中国亭子。我头一次见到安平。她在附近一所学院教中国古代宗教史。她并不算漂亮，但有一种东方女人的魅力。她总是眯起眼微笑，好像在品尝甜食。乔纳森忙着招待客人，但他的目光却被安平的一举一动所牵拽。
从花园城回到旅馆，匆忙更衣。我根本不会打领带，在镜子前面抓住领带挣扎着，就像一个不小心钓到自己的渔夫。今晚是乔纳森的压轴戏，他像他的领带一样镇定。但安平悄悄地告诉我，每次乔纳森演讲，其实都紧张得要命，甚至连上课时也难免。在舞台灯光下，乔纳森的脸显得有点儿苍白。他讲得很好，讲皇权思想，从康熙、乾隆到现在。
晚上，我们在旅馆的酒吧喝酒。一讲到他的老师房兆楹，乔纳森显得有些激动。当年他进耶鲁时，他的导师芮玛丽（Mary Wright）让他先在图书馆泡泡，再确定研究方向。在图书馆泡了一个月，他从书堆里认识了房先生，于是写信到澳大利亚拜师。没想到房先生只是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回信说他从未带过学生。乔纳森一意孤行，去了澳大利亚。不仅房先生的学问，也包括其为人之道，引导他踏入中国历史之门。后来房先生恰好又成了安平的老师。
夜深了，乔纳森握着安平的手，背诵16世纪法国诗人隆萨（Pierre de Ronsard）的诗。他先用法文，再一句句译成英文。那首诗是关于暮年之恋的。
第二天清晨，我和乔纳森夫妇一起乘出租车去机场。司机是个矮小的老太婆。她怎么也打不开一瓶“雪碧”，递到后座问我们：“谁是超人？”我帮她拧开瓶盖。她从兜里掏出一把药片，就着“雪碧”倒进嘴里，“我65岁了，还总以为自己35岁。瞧，这月亮！可惜昨天早上我忘带上这家伙了。”她抄起一架带变焦镜头的照相机，一边开车，一边对准那轮苍白的满月。我吓得抓住椅背。“升得太高了。”她叹了口气。乔纳森说：“抓住月亮可不容易。”
老太婆答道：“关键得抓住好月亮。”出租车拐弯，和月亮分道扬镳。老太婆放下照相机，吹起口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