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写了《悲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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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疯癫癫，胡言乱语，眼和心都几近失眠。这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时的尼采;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在外人眼里，死亡前的尼采。亲人的眼泪，朋友的忧伤，追随者的扼腕，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在魏玛，这个尼采生命旅程的最后驿站，朋友克雷默为他塑了一尊像，以表现主义的构思，把自己对尼采的理解，一并镌刻在了上。崇敬与叹息，犹如看见一颗强健心灵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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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尼采并不这样认为，也不是这样的感受。他认为，上天让他失去理智，是对他不安份心灵的怜悯;他一直记住，自己写过几本好书;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清醒时远离的宁静怡然，此时正属于他，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的惬意。他诧异地问盯住他默默流泪的妹妹，“伊丽莎白，你哭什么呢，我们不是很幸福吗?”这就是尼采，带着异类，愤世嫉俗，和发现死亡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在面对属于自己的死亡时的从容自得。仿佛那不是走向坟墓，而是去赶赴一场精神盛宴，一个自己追求已久的心灵归宿。

时间是1900年，或者更早。显然，未曾有丝毫停息的紧张思考，过早地耗尽了尼采的生命资源;与整个时代的道德体系抗争，又使他清高孤傲的心理每每失去平衡;顽疾缠身，不仅击垮了他的身体，更崩溃了他的精神。他发现，这是一个死亡的世界，一切都被扭曲。于是，他绝望了。他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是属于未来的。我的话是说给200年后的耳朵听的。此时，他似乎已在冥冥之中发现，属于自己的死亡即将来临。善解人意的上帝成全了他。在1889年1月，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中风。

记得那天，尼采正在都灵家里，尽情放飞着思绪。100多年后的我，仍不知道他在思考什么。也许，正陶醉在《瞧，这个人》的孤芳自赏中;也许，正想厘清他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复杂关系;或者，正要准备去给“贵族激进主义”者们讲座。总之，他的思考肯定没有停顿。能够中止他思考的只有病魔。他突然感到两眼昏黑，天旋地转，放飞的思绪如断线的风筝，在一阵乱风的吹打下，飘呀飘。他跌跌撞撞地模索着，赶紧回到自己的阁楼，把一些临死之前才可能涌上心头的思想，揉碎了的思想碎片记录下来。他给布兰戴斯的信的落款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给布克尔哈特和奥弗尔贝克的信，则全是胡言乱语。他常常用双肘在钢琴上不停地胡乱敲打，高歌或嚎啕，表达酒神式的狂喜，人们只好把他送进了疯人院。

不过，此时，死神离尼采还有一段距离;或者说，尼采还没有完成发现死亡的使命，当然也就还不能迎接死亡的光临。中风，疯癫，只是上帝赋予他观照世界，发现死亡的一种特殊方式。为了这个赋予，上帝给了尼采许多关照。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在德国东部一个新教牧师的家庭。这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时间和环境。这是上帝为尼采的特意精心安排。这一天，恰好是在位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生辰;每到这一天，总是举国欢庆。尼采说，“无论如何，选择那一天做我的生日大有好处。”在这里，尼采用了“选择”二字。我想，在当时条件下，大概没有超声波、人工授精和剖腹产之类。那么，是谁想到了这样的选择，谁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大概只有上帝。联想到尼采的使命和不平凡的一生，显然，上帝这样做，是有它的用意的。它是要让尼采一出生，就体会到庸常的死亡，伟大的诞生;体会到一种超凡脱俗，不同凡响。就像出生时带出胎衣的弗洛伊德，一生都有一种身为战胜者的信念和激情。尼采曾称，自己是波兰贵族的后裔，虽然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却显然给了他弗洛伊德式的自信自傲心理。他幼年丧父，家里只有他一个男人，于是，牧师的虔诚与女性的阴柔，构成了他生活的基本环境。他对语言有特别的天赋，精通德语，拉丁语，希腊语，10岁能作曲写诗，14岁以优异成绩毕业，又被学校举荐到有名的普福特学校学习，20岁以全优成绩从这所学校毕业，走进波恩大学，深得导师赏识。

就这样，在尼采成长和前进的道路上，这种远离庸常，与众不同，似乎处处充斥和显现。当尼采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发现庸常死亡后，“随时随地都在驱动着他的，既是他对现今人的不满足，也是他对真正的人，可能的人的渴求与期望”(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尼采看来，一切困惑，困境，西方文化的困境，道德的困境，科学的困境，上帝的困境，现代性的困境，都首先通过人表现出来的。在庸常死亡的眼光下，尼采眼中的人怎么了，或者说发现了什么?他感到不可思义和痛苦不堪的是，西方理性主义对人性的扭曲，使人日益丧失原始生命力;而基督教教议则使人失去了自己和自我。只有智者保持着高蹈和清醒。因此，柏拉图与一般人的区别，比一般人与黑猩猩的区别还大。只有哲学家，艺术家，圣人等精神贵族，才能超越动物本性，成为真正的人，超人。地狱是人的自然状态，超人则离开了自然王国，进入了美丽的天堂。在这里，尼采引来了许多误解，甚至攻击;而这种误解，又更多地产生于语言与文化的习惯差异。超人不过是德文Ubermensch的翻译，直译该是“人之上”的意思。按照尼采的解释，它不过是庸常和停滞的反命题;人类只有克服死亡和僵硬的庸常，超越自我，才能成为超人。显然，尼采讲的人和超人，是一种更高理想的精神境界之别，而非自然属性。尼采以他自己为例，说，“凡我不具备的，就是上帝和美德。”他不仅发现了庸常的死亡，还给它找到了一条救赎的途径。面对同类，尼采似乎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怀与温情。相反，在道德，科学和上帝面前，尼采就有更多的铁面无情。

尼采发现道德的死亡，是在几乎众叛亲离的漂泊途中。帮助他实现这一发现的触媒，主要有一个人，一脉山，一座教堂。那个人是他的妹妹，他精神和生活的守护者。许是思想的差异，或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她突然离他而去。更令尼采难以接受的是，她嫁给了一个他所憎恶的反犹太份子，后又去巴拉圭建立共产主议根据地。山是阿尔卑斯山，那地方我去过，2002年的欧洲8国之行。正是清丽凉爽的秋季，层林尽染，不是单调的金黄，而是金黄，淡黄，葱郁多种色彩交错，再罩着一片明净的蓝天。翻越阿尔卑斯山正是上午，我们被车窗外的景色所陶醉，自然地停止了一切素的和浑的段子，屏心静气，悠然入定，让身和心消融于谜一样的秋色里。当年尼采到这里，是在遭受了第一次疾病的打击，差点去向他崇拜的叔本华报到，身心几近崩溃之后。人们常说，人一旦经历了这样的生死之劫，对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就会有新的发现。尼采也是凡人。此时，身在阿尔卑斯山的我，更多的是静心体会尼采当时的心情。我仿佛看见，一位精瘦，孤傲，眼C深陷，胡须浓密的小老头，正孤单一人，站在阿山的某个峰巅，踟躇徘徊，静默沉思。他全部的行囊，就是一副病恹恹的身体，和一颗厌世疾俗的心;寂寥空阔的莽莽山野，是他最可信赖的伴侣。他心旷神怡，情思飞扬，“灵魂升腾，占据了四周的空间”，“我要唱一支歌/就算独处空房/我也要放声歌唱/让我的歌声回荡在自己的耳边”，“天边的孤星/你的幸福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他人闪耀光茫吗/你看/我已厌倦了自己的智慧/正如采蜜太多了的蜜蜂”。就这样，在“在瓦格纳在威尼斯去世的那个神圣时刻”，尼采完成了他引以为豪的《查拉斯图拉之歌》，他的自我精神的赞歌。

教堂，就是圣玛可教堂了。这是尼采的精神回归之地。这个座落于威尼斯海滨的大教堂，是威尼斯社会活动和宗教的中心。1998年和2002年，我曾两次到这里，印象很深。一条从中间缓缓流过的小河，像大海的一根脉搏，给这里注入了无限的生气。教堂以其独特的魏峨，庄严，神圣，播满了神秘，肃穆，静寂的气氛。广场上成群结队的鸽子，与游人和睦相处，水乳交融，似一种默契，使人更相信神界与人界的一脉相通。四周有华丽的商铺，幽静的咖啡屋，优雅的管弦乐演奏。我相信，再浮躁不安的人，来到这里，也会心平气和，进入一种精神的自在世界。孤独中流浪的尼采，在走过了瑞士，热那亚，尼斯和都灵后，来到这里，选择这里，把这里作为自己“最好的工作室”，几乎是宿命的必然安排。无论是晨曦里，夕阳下，也无论是亲呢的鸽子飞到他的跟前，肩头，窗台，他都专心致志地沉浸在自己思想的王国里，写，不停地写。用永不停息的笔，忠实地记下自己每一个瞬间思想的花絮。这是他最感痛快的事。后来，尼采把这些思想的花絮汇集起来，集辑成了《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成为宣告旧道德死亡的丧钟。

是的，道德死了。当然，尼采说的道德，是那些传统的貌似公允的旧道德观。尼采发现，个性，价值，尊严等，都不是天赋的，而是作为人的一项任务;努力去完成，是为了使自己成为自己。所谓普遍的，绝对的道德是不存在的;现存的道德价值，正是人们实现自我的最大障碍。道德一开始是一种权力意志的体现，强迫逐渐使它成为一种习惯，形成人们的心理评判，一种被称作良心的东西。道德分为两种，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前者的特点是积极进取，独行特立;崇尚强大，鄙视柔弱;追求创新，拒绝平庸。后者的特点是同情，仁慈和谦卑。在现实社会中，它们表现为独立特行的人和随波逐流的人。因此，道德不过是弱者企图用来制约、束缚强者的思想工具。

当然，尼采并不是主张摒弃一切道德，而是希望冲破那些扼杀生命和创造的旧道德束缚，比如，基督教的道德取向;他不仅要破，更要立。在道德死亡的坟墓里，尼采发现了一株新苗。它勃勃生机，正茁壮成长。那就是权力意志。由于涉及到敏感的权力，一些人为了避嫌，曾把权力翻译成强力或冲撞。这一变，却改变了尼采思想的精髓。顺着尼采的眼光我们发现，自亚里士多德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逻辑体系，人们就习惯于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去解释宇宙的规律。权力意志正与这种规律一脉相承。真实的世界是流动和生成，而不是存在，存在意味着把世界定格在一种状态。这是人对现实的强加，是一种权力意志的表现。认知的目标不是知识，而是掌控世界;整个有机世界，不过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追求增加权力的系统的集合。因此，快乐是增加权力的愉悦，痛苦则产生于权力意志中的障碍。真理与错误都只是我们的虚构，没有实质的区别。要说区别，就在于错误是那些不如别的虚构有用，甚至有害的东西。

沿着道德死亡和权力意志的足迹，尼采还发现了科学的死亡。在尼采的眼光里，科学包括了人类全部的知识体系。这颇有一些古典主义的色彩。西方的知识观，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础之上的，充满了“为知识而知识”的极端理性主义。尼采首先从西方思想的一个支点，灵魂与肉体二分法中，发现了科学的死亡踪迹。从苏格拉底开始，西方人就认为，灵魂和肉体可以分离，独立存在;灵魂是根本，肉体是附庸;灵魂是主宰，身体是工具。尼采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灵魂与肉体不可分;灵魂并不高于肉体，相反，灵魂是肉体的工具;身体是本能与冲动的结合，是知识的起源，美的起源;知识不是客观世界的摹本，而是对客观世界的一个解释过程。因此，传统理性主义的科学教条必须破除，用感性的身体去代替理性的主体。面对盲目的科学崇拜，尼采警告，当心俄狄浦斯式的悲剧，“解开了自然之谜的人，必定是杀父娶母，瓦解了神圣的自然秩序的人。”

在尼采的眼光下，庸常死了，道德死了，科学死了。最终，尼采发现上帝死了，需要重估一切价值。这似乎是尼采思想的必然演进，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的自然。我在想，尼采写了《悲剧的诞生》，认为悲观精神意味着颓废，乐观精神意味着肤浅，只有悲剧式的乐观精神，才是强者的境界。但直到死，不知道他是否真正明白，什么是悲剧诞生的根源。上帝吗，那么，上帝死了，悲剧的根源又该何从寻找，该怎样重估这世界的一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