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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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影《十八洞村》《大路朝天》等主旋律电影力作近年斩获华表奖后，峨影集团再次发力，以主旋律影片《红星照耀中国》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影片采用纪实风格的创作手法，从新闻记者的视角再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探寻红色中国为目的的陕北之行，用亲身经历回答了红星为什么能够照耀中国的疑惑与追问。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改编于斯诺的同名纪实文学作品，讲述了斯诺在1936年6月到10月，怀着“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的好奇心与使命感，历尽艰辛，冲破封锁，一路西行，在陕北根据地实地采访，通过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交谈和一路走来的亲身体会，得出“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的历史预言。

从创作角度来讲，该片之所以获得成功，首先缘于创作者的初心。导演王冀邢坦言，该片从酝酿到拍摄历经30余年，在剧本创作、思想深度、现实语境没有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从未轻易拍摄，也从未放弃夙愿，体现了艺术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其次，是讲好故事的匠心。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电影改编体裁为纪实文学作品，无疑增加了改编难度，导演在忠实原著基础上，以斯诺西行为叙事主线，采访人物为叙事焦点，西行故事为叙事空间，以“点、线、面”的形式将整个故事贯穿起来，尊重史实，还原历史，使改编与原著间互文性紧密结合。在创作风格上，影片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形成诗意现实主义风格，历史是影片的内核，诗意则是现实基础上的理想升华与审美超越。尤其是结尾，毛泽东、斯诺穿越历史时空来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给影片增添诗意色彩与浪漫气息，强化了影片的精神内涵和观者的审美体验。

《红星照耀中国》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要让人们铭记历史，回忆过去，寻找文化空间与价值认同，需要面对当下现实语境中观众的精神需求与审美变迁。人物形象塑造不是脸谱化的肖像描写，而是将人物的性格特质传达出来。原著涉及人物较多，创作者在改编中删繁就简，重点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宋庆龄、鲁迅、张学良等人物进行了个性化塑造，对农民、红军战士、少先队员、国民党官兵等特定形象进行群体刻画，将每个人物刻画成特定时代背景中的人物代表，这无形中拉近了主体人物与观众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主旋律电影的叙述视角与表达方式。

同时，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在不断提升。《红星照耀中国》一改主旋律电影对英雄人物塑造的固有创作模式，将关注焦点放在西方新闻记者斯诺身上，斯诺成为红色中国的宣传者和推介人，更容易让今天的青年认清美好生活的本质，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建党初心与历史使命。对斯诺形象的塑造，建立在具体历史背景和浓郁西北地域风格与历史语境之中，火车、陕北村庄、窑洞、信天游、秧歌、黄土高原、山川地貌、金黄的稻谷地等民俗人情、人文景观与场景环境结合，更容易将观众带入特定历史场景之中，为影片注入不同的历史意蕴与精神内涵，成为我们实现审美体验、获取审美认知的有效途径。

优秀的电影作品总是在引发情感共鸣的同时，暗含“弦外之音”，引发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在全国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氛围之下，重新认识、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较强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作品在实现主旋律电影创新的同时，影片的戏剧冲突和悬念设置仍需进一步强化。如斯诺陕北之行可适当设置悬念，为斯诺突破层层封锁进入苏区设置一定的戏剧冲突，突出陕北之行的艰辛不易，增强影片的叙事张力。

瑕不掩瑜，《红星照耀中国》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础上，有效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是在类型创新、艺术探索、观照历史、回应现实方面的用心之作，也是在继承革命精神，传播红色文化，用品质坚守精神家园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