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点符号的历史及来源讲解

中国古时候有没有标点符号?占主流的说法，是没有。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说有。我们多数人长时间里，受的是“没有”派的影响，还找到了或者说推测到了“没有”的理由：古人的书写材料过于珍贵。这也不是毫无道理。你想，无论是早期的竹简、木简，还是稍后的布帛，加工都很不容易，竹片儿上、丝帛上的空间，自然是能省就省，能多写一个字，就多写一个字，让标点符号占个地方，不划算。

“有”派的意见也不能不听听，因为也并非全无道理。有的专家指出，汉语标点史可以溯源到甲骨文时代。甲骨文的书写者，是使用线条和间空来作为分词分段的手段的。狭义的标点，指有明确书写形态的标点，广义的标点，还应包括没有书写形态的方式，如间空啦、分段啦，等。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完善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产生初始阶段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它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但在古代书面文字材料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由于没有标点符号，对同一段文字便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果。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标点符号就逐步的产生了。

汉朝的时候，就有人采用“离经”的方法，把文字之间断开。即在两句之间隔开一两字来写，或者用竖线、短横线等标示句子的完结，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立经辨志”。郑玄注曰：“离经，断句绝也”。当时人们读书，常在句旁划“し”，作为一种助读标记符号。这便是标点符号的萌芽。

东汉时，句读的符号有“↓”和“、”两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钩识也，居月切”，“、”则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主庾切”。就是说，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来标记，文中有可以句读的地方，就用“、”来标示，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句号和逗号。

到了宋朝，钩号变成了圆圈，标形如“○”，有大中小之分，人们采用圈点来标读文字。朱熹在着《四书章句集注》时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这称为句读(音jù dòu，古文语句中的短暂停顿。句是语意完整的一小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段落)。即在一句末完需停出打上个“、”，其作用类似现在的逗号，在全句意思已完之处画一个“。”，作用同现在的句号。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段落号，用“∨”或“∧”表示，画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密圈、密点加在字的右旁，(古书皆为竖排)强调句子的精彩部分。这一用法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还在沿用。

到了明朝，随着刊本小说的出现，又多了两个专用号，即一个是在人名旁边画单直线“│”，一个是地名旁边加两直线“‖”。

二、发展成熟阶段

我们现在所用的标点符号，源头在欧洲。西方文字在公元8世纪以前，只用句号。8世纪以后，慢慢出现了冒号、分号等，但使用都比较随意，没有严格的使用规则。直到15世纪末，威尼斯印刷师阿尔德·曼努齐在原有标点符号的基础上，又创制了部分新的标点符号，并规定了所有的标点符号的固定用法，西方文字的标点符号才系统化、规范化。

鸦片战争以后，新思想传入，西洋标点也跟着进来了。

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退役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到了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风景、名物、风俗习惯都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在1868年——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这本书现在称作《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标点的，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

虽然张德彝不是在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至于标点符号的提倡和使用，则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事了。

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之东渐越来越甚，西文也为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熟悉，其标点符号之方便，也时时刺激着大家的改革热情。

1897年，有个叫王炳章的广东东莞学人，取中国原有的“圈”和“点”，及西文中的“句读勾勒”，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由于合乎实用而有人接受，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著名教授、作家均表欢迎并应用。

翻译家严复的《英文汉诂》(1904)是最早应用外国标点于汉语的著述。

五四运动前些年，不少作家已经开始使用新式标点。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对推广应用新式标点符号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于1918年5月，在《学艺》杂志上发表《标点之革新》一文，介绍西洋标点符号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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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起，《新青年》杂志就全部采用白话排印加上新式标点。它的影响很大，不到半年就有四百多种报刊仿效。由于当时的出版物多采取直排方式，于是使用者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中国式”调整。

1914年，胡适就在日记里创造了一套自己使用的“句读符号”：单直“?”，双括“(())”，提要号“~~~”等。

1916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的邀请，在自己日记基础上增改写成《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全面阐述他对句读以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成了新式标点的奠基之作。

1919年4月，以胡适为首，包括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在内的六教授，极不愿看着“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他们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11月底，胡适对上述方案作了修改，把原方案所列符号总名为“新式标点符号”。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成了语言文化发展史上值得记录的一笔。

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发展和推广使用标点符号中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人力、物力、技术工作各方面帮助国民党恢复和建立秘书工作，帮助秘书改革，开始使用标点符号。1924年4月4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记录》记载：会议通过了公文使用标点符号的议案，即〈关于本党印刷公文、书籍所用圈点之议案〉。从此国民党机关上下行文中就经常使用标点符号了。这是第一次官方出面规定使用标点符号。第二次见于解放区人民政府的文件，即1949年2月制定的《华北人民政府公文处理暂行规定》，在公文格式中规定了公文一律加标点符号。当时规定一般使用11种标点符号。即逗号(，)、顿号(、)、分号(;)、冒号(：)、单引号(「」)、双引号(『』)、省略号(……)、括号“()”、(?)、惊叹号(!)、句号(。)。这是一些常用的标点符号。各级政府不论上下行文或平行文，都必须使用标点符号。至此标点符号已比较成熟。

三、定型普及阶段

标点符号的定型普及使用阶段，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公布了《标点符号使用办法》。当时公布时规定了14种：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括号“()”、引号(“”‘’)、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书名号(《》)、专用号(—)。

四、完善提高阶段

经过30多年的实践应用，书写排印已由直行改为横行，标点符号用法也发生某些发展和变化。

1990年3月国家文字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发行了《标点符号用法》。由原来的14种改为16种，增加了连接号(—)和间隔号(·)两种。随后又经部分修订，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规定常用的标点符号有16种，分点号和标号两大类。

点号的作用在于点断，主要表示说话时的停顿和语气。点号又分为句末点号和句内点号。句末点号用在句子的结尾，有句号、问号、叹号三种，表示句末的停顿，同时表示句子的语气。句内点号用在句子中间，有逗号、顿号、分号、冒号四种，表示句内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停顿。

标号的作用在于标明，主要标明语句的性质和作用。常用的标号有9种，即：引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间隔号、书名号和专名号。

标点符号的位置也有讲究。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和冒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居左偏下，不能出现在一行之首。引号、括号、书名号的前一半不能出现在一行之末，后一半不能出现在一行之首。破折号、省略号都占两个字的位置，中间不能断开。连接号和间隔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这四种符号的位置均居中。着重号、专名号和浪线式书名号标在字的下边，可以随字移行。

如果是直行的文稿，标点符号的使用与横行文稿有所不同。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放在字下偏右处。破折号、省略号、连接号和间隔号放在字下居中处。着重号标在字的右侧，专名号和浪线式书名号标在字的左侧。直行文稿的双引号和单引号要分别变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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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已经成为书面语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又创造了几种书写符号：即文尾号(o)或(□)，用于一篇文章的结尾。多见于杂志。这些新的书写符号已约定俗成，被普遍应用。这标志着标点符号的不断丰富完善。

值得一说的是，国人对于标点符号的引进，也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与西方使用的标点，有几处明显的不同：①句号用“。”，不用“.”。这个圆圈圈，是国人使用了多少年的东西，既熟悉又醒目，比西文的那个小点点，好得多。②引号用『』和「」，不用““””和“‘’”。这是为了适应竖排文字的特点。时过境迁，随着我国文字绝大部分横排，引号也就跟西文的趋同了。③西文的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的开头用大写字母表示，汉字没有这种标记，所以要有人名号和书名号。 此外，二者的区别还有：汉语破折号占两个汉字的位置，英语破折号则只占约一个汉字的位置;汉语省略号为六个连点(也可以说成“两组三个连点”)，且上下居中，英语省略号则只有三个连点(也就是“一组三个连点”)，且居于下方;汉语连接号有“长横”(——)、“一字线”(—)、“半字线”(-)和“浪纹”(～)之分，前三者分别占两个汉字、一个汉字和半个汉字的位置，英语连接号则只占字母m宽度的1/3(–);等等。

汉语里有些标点符号在英语里是找不到的，如顿号、着重号、间隔号、书名号、专名号等。在汉英翻译时，顿号常处理成逗号;着重号在汉语里表示强调，翻译成英语时常将被强调部分的文字用斜体或粗体表示;汉语间隔号用于外国人名或某些少数民族人名。在英语中，因为是直接用空格将人名各部分分开，用不着间隔号;汉语书名号翻译成英语时，只将相应部分变成斜体;汉语专名号用在人名、地名、朝代名等专名下面，它只出现在古籍或某些文史著作里面，英语里相同情况下则不用任何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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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说来，汉语的标点符号也是有模有样地持续了数千年，怎么能说没有呢?能想到的解释是：这些标点符号虽然不绝如缕，但实行的范围太小，不够普及，绝大部分的书籍，还是没有任何标点的。还有一点，也不能不提及，那就是“句读”之类的标点符号，长时间里，不是作者所为，而是读者在阅读时做的记号。这种记号，有较大的随意性，是否符合作者原意，也很难说。作为一种标点符号，却不是跟作品同步产生，而是由读者后来“追加”，不同的读者可以有自己的追加方式。这种作品与标点符号奇特的分离方式，可能是世界上各种文字中绝无仅有的风景。像朱熹那样，在著书时候自觉使用标点符号的，少之又少。

如此看来，简单地下结论，说中国古代有或者没有标点符号，都不妥当。准确点说，早在甲骨文时代就有了标点符号的萌芽，有了使用标点符号的书写实践，只不过规范化和系统化的时间较晚而已。最为系统、完备的标点符号的使用和普及，则是在西文的标点符号引进和消化之后。

近日见到一篇美国人谈标点符号的文章(见《青年参考》2009年4月7日)，得知外国人最初发明标点符号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朗诵(按：看来并不是因为当时的牛皮和羊皮这些书写材料忽然地便宜了)。一位叫做Ursula Dubossrsky 的美国人说，英文标点符号一词(punctuation)，源自拉丁文punctus，意思就是“点”。这些“点”让读者知道哪里需要稍停，哪里需要加强语气等等。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长期以来对我们的老祖宗没怎么使用标点符号的原因的解释。不妨这样推测：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更早的时候没有使用标点符号，是因为没有发明出来，跟书写材料珍贵与否关系不大。有的学者纳闷，标点符号的形状远比文字简单，而数量又远比文字为少，何以文字很早就能创造出来，而系统的标点符号却姗姗来迟?而且东方如此，西方也如此。

据说，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的文字，都是连着写下来的，没有标点。当时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提到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因为连写而难以断句。到后来，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阿里斯托芬(公元前257～公元前180年)才创制出三级点号：中圆点、上圆点和下圆点。从无到有，渐成序列。

作为西方新式标点系统的奠基者，是意大利语法学家和出版家A·马努提乌斯(约1450～1515年)。他以语法原则取代诵读原则，制定了5种印刷标点：逗号(,)、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马氏制定的标点符号为什么能够推广开来呢?除了读者阅读上的需要以外，和他的家族是经营规模较大的出版商很有关系。这个家族在百年间出书近千种(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这些书籍都采用了马氏的标点发行出去，这种标点符号当然就很容易得到普及了。从这时开始，欧洲各语种也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标点体系。至于欧洲几个较大语种的标点符号，到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最后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