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的三种经典写作方法指导

第一种写法：直接写某一次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感。

这是最简单的写法，也是最常见的写法。例如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山水游记的典范作品之一，即写某次偶然发现并游历一个小石潭的事。先写发现经过，再写潭水清冽这是最直观的第一印象，自然首先提及；次写潭的构造这是第二印象，这样写完全符合观察顺序和生活逻辑；次写潭中游鱼鱼总是不容易发现的，要仔细看；更因仔细看，才发现它们的动态和静态都是那么可爱，所以多写几笔，其实鱼的可爱并非此时才知道，只是在这荒野之地见到，倍感惊喜而已；次写潭上景物，抒发抑郁忧伤之情触景生情，人之常情，而这个情自然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中的人生境遇的折射了；最后写同游者，这是古人的惯例（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也是如此），也是对人的尊重，现在一般不这样做了。

通观全文，作者完全是使用一种普通的写法。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也能想到这些，但我们为什么不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除了柳文的文字简洁美妙、感情率真动人外，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受到文以载道的思想的影响太深，以为一写文章就是要教训别人，好象不如此就不足道了，就不深刻了。余秋雨的大部分游记散文正是如此，难怪会招来批评。我敢说，柳宗元的文章肯定比余秋雨的更有生命力。其实，写文章就是说话，有话直说比较好，关子卖得太多了，像杨朔的散文，反而不好。有的人说起话来精彩极了，一写起文章反而干巴巴的。事实上，如果把他的话录下来，稍加整理和润色，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但如果有人据此以为写文章就完全等于说话，那自然也是错的。因为说话一般是随意的，无序的，东拉西扯的，还可以随时做补充的。写文章决不能这样。请看袁宏道的游记名篇《满井游记》，先写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的苦恼，再写至满井后若脱笼之鹄的快乐，然后重点写眼前所见。先写水冰皮始解，波色乍明水能返光，最先引起注意；次写山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目标大，也惹人注目；次写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目标虽小，但在动，同时它在近处；次写麦田浅鬣寸许更近处，故能看得如此清晰；次写游人先景物后人物，颇具匠心；次写风无形的东西，最不易捉摸，到此时方引起注意；最后抒发感想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试问谁讲话能如此层次分明、言简意赅而又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当然，这种分类叙述的方法，也不是他的发明。早在《山海经、南山经》中就有一篇《鹊山》，已经非常熟练地使用这种方法了。事实上，《山海经》中的其他文章也常常是这样的。

现在，我可以给大家口授一个写作提纲了：《洞寨山游记》未去时向往，将去时兴奋，到达后欢呼，然后天气，树木（桂花，茶花，迎春花，茉莉花），草丛，建筑（涌泉亭，1号、2号、3号亭），游人，然后你们的所作所为，然后略抒心情及感想（今天不用上课多好啊，又得浮生半日闲啊，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啊，等等）。然后你去看看《泉州晚报》，上面发表的文章也许还不如你的呢！

第二种写法：综合写某几次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感。

这是较难的一种写法，也较少见。非二流以上作家一般不敢轻易使用。例如袁宏道的《虎丘》，综合写了六次游历虎丘的经历及感受，给人的印象颇有立体感。尤其是第三段写中秋夜斗歌的精彩场面，决非一次就能凑巧碰上的，例如他最后一次去时就领略不到了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了。但是这种情况又确实存在，晚明张岱在《虎丘中秋夜》中也有类似的描写。这种写法的难处在于你必须对该景点的大部分情况，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比较了解，并且最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这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我们游完武夷山回来，还能记住几个山名？更别提什么独特见解了。同理，游过虎丘的人也不计其数，又有几个记得什么千人石、剑池、千顷云、文昌阁、平远堂呢？可是，要写游记就要用心去了解，去搜集，去体验。海明威不是有个冰山理论吗？写进文章的材料也许只是作者所知道的八分之一呢。以袁张二文论，都算做到了。描写风景及人文景观还算生动，且前者有山川兴废，信有时哉和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之叹，后者也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之叹，也还算新人耳目我们去游玩时就不一定有这种灵感。但是，相比之下，袁文显然比张文写得好，也比较有价值。一是前者比较具体、完整，二是内容几乎雷同，自然是后者无新意；三是后者在语言上袭用了前者至少一句话：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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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写法：重点在于抒发、阐明某次游玩的心得体会。

例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重点不在于描摹自然景色，而在于寄寓哲理。实际上这个哲理他早就成竹于胸了，只是借今天游山之机说出而已，读者千万不要被那句于是余有叹焉迷住眼睛，以为他是临时才有感而发的。幸亏他所说的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的哲理还算实在话，他勉强算成功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他的成功还有赖于下面两个条件：他当官颇有政绩，这个哲理是他亲身体验过的，还不至于是单纯地板起面孔训人；他后来当了宰相，实行变革，虽不很成功，倒也算是名垂青史，人们大都是因尊敬他的人而加倍地尊敬他的文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有多少人说过？出自邓小平之口就是名言，出自你之口也许就只是笑话了。不是话不对，是说的人不同。

我们再来看个例子。德咏同志的《断桥断想》（见楼仲焕、徐昭武主编的《19791988散文拔萃》，南京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干脆几乎不写风景了，一下笔就写断想，由白素贞及蛇，及文艺，及人，最后说：今天还有没有那种不管好蛇毒蛇，是蛇必除的法海和尚？又有没有那种不分善恶、见蛇就晕的许仙之辈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已有心理准备，他的议论倒并不觉得突然，也似乎比较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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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方法也似乎比较容易让人接受。苏轼的《石钟山记》，写景之余还顺便考察山的命名由来，最后提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还是让人佩服其勇气和见解的，虽然他的见解其实是不确的（关于这点可参看俞樾的《春在堂随笔》）。

应该顺便在此指出的是，这第三种写法是最难的一种写法，也是很令人讨厌的一种写法。喜新厌旧的心理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往往显得特别明显。写感想当然可以，但如果不新鲜，不深刻，则令人生烦。事实上，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呢？中小学生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动不动就是从中悟出了什么道理，什么只有不懈努力才能成功，什么做事不能半途而废，什么做人要诚实，等等。这种概念化、公式化的写法真令人味同嚼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