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有感

评论家们说，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存在着一种“收视饥渴”。于是《百家讲坛》就这么应运而生了，紧接着有这么一批以易中天、于丹为首的人物也就活跃在了荧幕上。霎时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阵风，叫做“全民送暖”，春天是被春风送来的，但如果像沈阳的春风一样卷着沙尘到处刮刮，也就不是什么好现象了。这《百家讲坛》到底是哪样的风，至今仍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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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于丹论语心得》是在模拟考试前后，因为学习的关系，所以并没有认真细读，只是粗略了解了其大概。那时只觉得它是众多《百家讲坛》中的一本，只因为它不是什么“疑案”，不是什么“之谜”，加之舆论哗然，对之赞赏有佳，才买来读的。只当读故事一般，觉得于丹的“心得”不无道理，之后就渐渐忘了。《于丹论语心得》再一次引起我的关注是1月份的一次新闻联播，以及紧随其后的焦点访谈，主要是对2006年一年里中国的娱乐传媒作以总结，其中特意提到于丹和她的这本《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到处签名售书，这本心得狂卖60万册等等。我买了一套光盘，决定亲自看看这位所谓“美女学者”

看过之后，我的感慨颇多，真是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于丹谈不上漂亮，但绝对能看出她是一位受过国学熏陶的学者。于丹说话有她自己的魅力，从最基本的说，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她不说错字，妙语连珠，神闲气定，娓娓道来。先不论她到底讲了些什么，她的语言就可以留住一批观众，这就是许我迩者做不到的。中国的历史上不缺乏研究《论语》这本儒家至上经典的学者、专家，他们语言的精僻，理解的深入，只过不惑之年的于丹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中国也不科学家能说会道的教师、出口成章的文人。但于丹却可以做到让一本冷了几十年的《论语》重新回到中国书生的视野里，是因为她兼容了这两者，并且有自己独到的赏析视角和表现能力，她能够站在现如今最有影响力的传媒平台——电视上讲《论语》，以最现代的手段传播最古老的经典，最重要的是她有了这样一次机会并且逢着这样一个时代。正是有了这多方的融合，才有了《于丹论语心得》今天奇迹般的效应和影响力。

再说易中天，《易中天品三国》我只看过前两部，第一部说魏，第二部说蜀。易中天吸引人的地方众所周知，就是他特别通俗的个性语言。比如“美女”、“帅哥”随处可闻，他说诸葛亮是刘备民营企业里的CEO，说曹操是可爱的奸雄还开了个公司……易中天话说得不是字正腔圆，长得也只是五官端正，但他的话中却散发着磁性的魅力。这点很多老师都可以做到，易中天用的就是好多老师为了吸引同学们眼球的惯用的伎俩，就以我们的物理老师为例，听易中天讲三国和上物理课可能会收获同样的笑声，但效果不同。易中天顶着一个群雄逐鹿的社会和一个人才辈出时代，他的幽默也带了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意义，让历史有了亲和力。

《百家讲坛》称不上学术，它是以普通百姓为听众的一种文化传媒。于丹讲论语是以“现代视角”，易中天讲三国站在“平民立场”，就凭这点他们的讲座搬不进学术殿堂，也使得不少学者哗然惊呼——于丹“将海拔有1。93米的山东大汉孔夫子竟然萎缩了，将一名与柏拉图齐名的人类思想巨人变成了一个俗不可耐的生活传教士”。于丹说孔子是和蔼可亲的，他的理论是在今天仍可照亮我们的心灵的。这话不假，她让有中学文化的我可以听懂，让哪怕只会识字的农民可以听懂，让监狱的犯人们也可以听懂。这是悲哀还是喜悦？这些人能听、爱听的是于丹以《论语》引出的故事，而正是这些在中考阅读中常可以见到的故事成了于丹讲座的主体。这些人听完后会觉得《论语》很有趣，而使他们忘记了《论语》除了有大海的广度外还有它的深度，怎能几个故事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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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刻的道理往往是最朴实的，这话虽然不假，但孔子被称为圣人总还是有历史和时代赋予他的大智慧。易中天的“给历史披上了时尚的外衣”、“通过现代视角，以三维结构”的个性语言，让不少并没有真正了解过《三国》的少年忘却了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他个人与时代大潮流相悖的思想，占据了少年们思想的主流。妈妈的一位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的朋友说，复旦大学的教师们对此反应强烈，他们从更深刻的角度挖掘《百家讲坛》的弊端。

他们认为《论语》是在封建统治下诞生的经典，是帝王将相们“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法宝。也就是说，没有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前提，《论语》就不会生效，《论语》就不能被推崇，因为《论语》中透着的“君命不可违”的封建专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行不通了。而于丹权权引用了512则《论语》中的几十则，她忘了告诉我们《论语》中有些东西以“现代视角”来看已退出了舞台。《论语》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的准则的确是好的，然而在崇尚民主与科学的今天再将《论语》奉为至尊，显然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悖。

我认为《百家讲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市场运营模式，而且学术的味道也逐渐淡了，正在向商业炒作的方向发展。但民众对于《百家讲坛》的火热推崇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中国的民众正处在一个文化的沙漠，五颜六色的电视节目后面是一片文化的荒芜。于丹如果真的作为一个国学家，她就应该知道孔子也曾说过的话“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也就是“过犹不及”，这样她就不会时隔不久再次登上讲台以同样的方式去讲《庄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