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加缪，一个浪漫传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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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加缪，法籍阿尔及利亚人，作为迄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其立传者无数。相比之下，掺杂了过多个人情感的《加缪，一个浪漫传奇》或许算不上认识加缪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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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因如此，书中塑造的加缪有着学术性传记所没有的亲切感。作者伊丽莎白·豪斯是加缪的忠实读者和热忱的研究者，曾追随着他的足迹去往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探访过许多与加缪关系密切的人，她对加缪所怀有的不仅仅是崇敬与赞叹，还有如伴侣般的亲密感。从这位追随者的角度出发，读者看到的加缪既有作为声名显赫的作家的过人之处，也有作为一位普通人的复杂性。基于作者本人深厚的学养和真挚强烈的情感，传记并没有拘泥于单一线索与简单记述，加缪的成长、肺结核于他的困扰、事业的起伏、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作者本人的经历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加缪人生的进程，将一位性格复杂的抗争者推至幕前。

作者于书中记叙了加缪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他关心世事且积极参与，甚至众叛亲离也要坚持政治信仰，种种做法让我深怀敬意。知识分子固然要精于学术，不过躲在象牙塔里钻进脱离现实的学术，抛弃社会责任，将手头的工作当成是精神避难所，似乎都很不妥。虽然现实的复杂性早已让许多文人疲于应对，寄情山水以抒怀的、另寻一块园地种蔷薇与地丁的大有人在，但是雨果、加缪、闻一多这样奋起抗争的人却也不占少数。正是他们，迎着巨大的阻力，背负着创伤，如过客般前行，使正义与变革之火常燃。然而被民众仰望的文人又常是悲哀的，身不由己地被钉上十字架，做人民的精神领袖，担当社会的救世主，一番标榜后形势已然脱离控制，未得满足的世人又判他为阶下囚。那些深受其苦却始终不忘责任，最终还能找回真我的文人会让人看到比货真价实的学识更宝贵的东西，即坚韧的品格和宽容的胸怀。始终被注视着的加缪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外界的赞誉与批评都曾令他不安，将他逼入绝境。即便如此，加缪还是坚持着一贯的立场和道德标准，关心着民族的未来，从自我怀疑中找到前进的方向，以新的著作和新的自己去挑战生活。

加缪软弱天真的一面是让他陷于困境的原因之一，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加缪是个软弱的人。伊丽莎白将加缪的性格归结于“沉默克制”，这无疑是精辟的。他始终有意识的保持私密感与独立性，习惯于一个人去战斗，与肺结核（那时候还没有抗生）、与伤害、与低迷状态、与曾经的友人，甚至与伪装的自我。这样持久而浩大的反抗，没有冷静的头脑与坚毅的内心无法办到。年轻时加缪的日记就像是写给自己看的规划书，里面几乎找不到生活细节的踪迹，就像是他不需要普通的情感交流一样。他还习惯于用幽默当做“分散注意力的武器和防卫机制”，这让人们初次见到加缪时感到他雄辩而富有魅力，却无法接近。我并不觉得加缪超出坚强的防卫是错误的，尽管一开始他对此沾沾自喜，之后却感到厌恶，因为一颗敏感的心或许能从他人身上寻得庇护与温暖，但一颗敏感又坚强的心了解自己的弱点，甘愿保持着戒备与现实碰撞，也绝不允许自己被安然地被保护着，沦为纤细易碎的摆设。我相信很多人都理解甚至是感同身受，在冷漠的世界中产生这样的想法——想要独自经历一切，并无过错。当然，像加缪一样，把这条路越走越窄、最终被迫做出改变避免毁灭也是大部分人的结果，不由得让人怀疑，这种生活态度真的可取吗？西方战后的哲学种种，也全是优越且适用的，能够取代所谓的“落后的人生观”吗？这又是一个问题了。

在读本书之前，我曾读过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这两部小说中有自传性质的部分带给我的不解在《加缪，一个浪漫传奇》中也得到了解答。比如书中写到了加缪的母亲，她愚昧且无助，遭受着无尽的压迫，耳聋与目不识丁将这个温顺异常的人与世界隔绝，也使她在加缪病情危急时“表现得就像一个拥有正常理智的人对待家人普通的头痛一样”，这对加缪日后形成强烈的戒备心和自觉树立起与他人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便是对待最亲密的卡萨雷斯，有着深远影响。然而加缪却将最高的赞誉献给了母亲，说她是“唯一需要忠诚对待的对象”，承认自己对母亲的爱永远无法令隔离在方寸世界中的母亲明白。这些感情，都被放在《鼠疫》里曾令我惊讶的里厄医生的母亲身上。里厄老太太是个有着清澈的棕色眼睛、充满善意与慈爱的母亲，是唯一一位让里厄明显表露出持久温情的人，连妻子也未获此殊荣。就算和奥兰的其他居民一样，因鼠疫被禁锢在城中，里厄老太太却像是有意被作者与鼠疫隔开，不仅与儿子的关系丝毫未受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的影响，在照顾鼠疫患者时也表现如常，用几乎不变的表情将自己安置在屋角里。看得出来，与慈善一起，令年轻患病的加缪一度困惑甚至怀疑母亲对自己的爱的沉静，也被里厄老太太完整的承接。我不能理解的隔离于世的生活状态找到了原型，那是令加缪始终以自己的原则进行斗争的精神动力，是他于雄辩中时常陷入沉默的原因。母亲对加缪的影响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

据说加缪在美国的影响力一度远超他在法国本土的，更有将阅读《鼠疫》视为理所因当的医科学生。不论加缪的影响力如何改变，法、美、英等国家的文化氛围始终浓郁，伊丽莎白无意中的描写让人感受到这种中西差距。或许我们曾在上个世纪前叶短暂地有过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氛围，那种知识精英与知识群众共同创造一齐享有的文化氛围，然而却夭折了。如今我们看似有着广博的包容性，好像是在博采众长，却改变不了始终原地踌躇着的事实，当然也有梦想凭着几个”加缪”拿下诺贝尔文学奖，从此证明了民族文化复兴的人，他们是否还盼着“加缪”充当文化大局的弄潮儿我就不得而知了。难保读了这本书，发现加缪不过是个常人，破碎了一颗枕于黄粱边上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