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简介

林默涵的生平事迹

林默涵同志1913年1月10日生于福建省武平县。192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福州高中师范专科。受进步思想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用真名“林烈”发表白话诗，痛斥土豪劣绅,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被校方开除。不久，到上海积极从事地下工作，参加罢课、游行、讲演等革命活动。1930年，调任革命互济会福建省总会秘书长，两次被捕入狱，经营救保释后，转入共青团福州市委任秘书。1934年，到上海一家报馆工作，向《读书生活》等报刊投稿，发表文章。

1935年，林默涵同志东渡日本，入东京新闻学院学习，与进步朋友成立“哲学读书会”，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毅然回到祖国。不久去香港担任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副刊编辑，开始用“默涵”的笔名发表文章。后到上海生活书店工作，参与编辑《世界知识》、《国民周刊》、《读书与出版》，并在《自修大学》上发表学习哲学的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默涵同志参加“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任宣传部部长。他满怀热情地参加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随军转战苏浙前线。不久，到武汉参加《全民周刊》编辑工作。1938年8月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同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林默涵同志到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工作。1940年，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办的《中国文化》月刊做编辑工作。

1941 年，林默涵同志奉命调任延安华北书店总编辑。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对他的一生文艺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随后，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这期间，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撰写大量抨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杂文、表彰先进人物的特写、普及生产知识的小品。他还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对群众创造的新型人民文艺，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出现的新的文艺形势，对艺术家深入工农群众所展示的新面貌，都给予了热情的讴歌。

1944年，林默涵同志奉命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负责建立新的通讯科，接待读者来访，回答读者来信，建立《新华信箱》，组织和联系通讯员，组织进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工作。1945年，任《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

抗战胜利后，林默涵同志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群众》周刊工作，同时参与编辑《新文化》刊物。国共和谈破裂后，《群众》周刊移到香港出版，林默涵同志任编辑，同时参与编辑《大众文艺丛刊》，联系进步报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这时期，他除了继续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外，还写了大量的文艺论文，后来集成杂文集《狮和龙》和文艺论文集《在激变中》。

新中国成立后，林默涵同志以满腔的激情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1950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计划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4年任处长。1959年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

1952 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林默涵同志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艺理论文章和讲话，坚持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党的文艺政策、文艺规律、文艺创作方法、传统文化等进行了开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讨，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1955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他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得到了胡风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议立即上交毛泽东，是他想出四个题目要舒芜分类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随后他又参与摘录、整理胡风的更多信件，编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还写了一些按语。”

林默涵的主要作品

林默涵同志是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顾问，他一生勤耕不辍，论著颇丰，主要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集《在激变中》、《林默涵文论集》、《林默涵劫后文集》、《心言散集》，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等。

林默涵的人物评价

林默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精辟见地的文艺理论著述，在我国文艺史上留下闪光的篇章。他一生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敦厚谦和，生活简朴。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和文艺战士的优秀品德。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化、艺术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怀念。

诗人牛汉有题为《为冯雪峰辩诬》的文章，说到1957年底冯雪峰撰写《鲁迅全集》第6卷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鲁迅这篇文章对30年代的周扬、夏衍等“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描述，显然让周扬等长久不安，如鲠在喉;这在50年代对确立他们“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肯定造成尴尬。因此，借着冯雪峰的被打倒，便以威胁利诱手段，要他“承担责任”撰写这篇文章的注释，为周扬他们“洗冤辩白”。冯雪峰难以抗拒，便起草了初稿。周扬他们对这个初稿并不满意，1957年11月的某天，在林默涵办公室，对注释作了改写。由周扬口述，林默涵当场修改，周扬又改了一次。稿子送出后，林默涵还给当时《鲁迅全集》编辑室负责人王士菁两次去信，称“鲁迅答徐懋庸文，经与周扬、荃麟同志商量，作了一些修改，请再斟酌”。这些情况，在1966年“文革”发生之后已陆续披露。

牛汉写道：8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上，……几个发言者对冯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林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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