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官屠”与丁未政潮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晚年自号炯堂老人，时人亦称岑西林。岑春煊是清末封疆大吏中一个比较复杂、具有个性的人物。他出身于典型的封建官僚家庭，其父岑毓英做过云贵总督，其弟岑春蓂在清末亦膺湖南巡抚之任，一门三督抚，可谓一时之盛。晚清有所谓“京外总督三个半，宫保与袁、岑居三数，端得半数”之说，即总督中最有影响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和两江总督端方，这足以说明岑在晚清史上的重要地位。
岑春煊为官廉洁，性格耿直，大刀阔斧地打击官场贪渎行为，纠参同僚不留情面，故有“官屠”之称。1907年，岁在丁未，岑春煊和同为清流的瞿鸿禨联合，与奕劻和袁世凯为代表的浊流集团对抗，掀起丁未年间的政潮。起初颇见声势，但后者在朝廷势力盘根错节，党羽众多，在反击中逐渐占据上风。先是瞿鸿禨被开缺回籍，继之，以岑春煊在同年8月被开缺两广总督为标志，清流派全面败北，丁未政潮结束。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深刻影响了晚清政局，对岑春煊个人亦有影响。
庚子前后的岑春煊
汤用彬在《新谈往》中称少年时的岑春煊“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被称作京师“三恶少”（其他两人为瑞澂和劳乃乔）。1894年之后，历经甲午中日战争、维新运动和庚子国变的岑春煊开始成熟起来，逐渐成为晚清最重要的疆臣之一，时有“南岑北袁”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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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战败，割地求和，使岑春煊至为激愤，遂辞职离京，隐居桂林。1895年，翰林院学士文廷式等于北京倡设“强学会”，同年康有为发起上海强学会，岑春煊是加入该会的各省“名儒硕彦”之一。康有为在桂林设立“广仁学堂”、办《广仁报》等时，岑都给予支持或参与。
1898年，岑春煊护送七弟春荫到京赴礼部试，循例至宫门递折请安，光绪召见，垂询时事。岑春煊在奏对时慷慨陈言：“国势砧危，非发愤自强，不能图存。欲求自强，必先兴学、练兵、讲吏治、信赏罚，乃克有济”。退出之后，又上疏条陈时政，陈论政府应赏罚分明方足以“作士气而振纪纲。”岑春煊的言论极合光绪锐意维新、力图振作之意，于是将其特简为广东布政使。岑春煊到广东后，雷厉风行，把惩治贪污的对象指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所信任和庇护的候补道员王存善，并为此与谭钟麟交恶。其后，因受戊戌变法牵连，调任甘肃布政使，到任后“终以谭、王营私舞弊事具疏劾奏，有旨查办，谭因罢归，王亦革职”。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成为清朝仅有之事。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帝京，慈禧挟光绪仓皇西逃，此即为庚子国变。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春煊率部星夜护驾，被慈禧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岑春煊对逃亡路上的慈禧悉心照顾，慈禧对此十分感激，曾说：“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这次庚子勤王为岑春煊的仕途铺平了道路，先被授为陕西巡抚，1901年4月调为山西巡抚，1902年5月调任广东巡抚，未及成行，又调任署理四川总督，1903年3月调任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从此步入督抚行列。
“官屠”岑春煊
清末官场有“三屠”之称，即“士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官屠”岑春煊。张得名是因为他主张废科举，断了大批士子的仕途；袁则是杀了大批义和团团民且较为嗜杀；而岑的“官屠”之名，则因其劾罢官吏的果敢作风。
清末吏治败坏，贪贿公行。为了振饬官常，澄清吏治，岑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股栗失色”。1903年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对广东官场的贪污腐败风气大力整顿打击。在查办广东海关书办周荣曜贪污案时不畏权贵，一查到底，颇具“官屠”本色。广东海关监督之职向为肥差，周荣曜虽为小吏，但其聚敛的财富竟达数百万两之巨。为逃避岑春煊的严查，周携带银两入京贿赂奕劻，被擢为四品大员，且任出使比利时之职。岑春煊不惧权倾朝野的庆亲王奕劻，毅然上书请朝廷罢免周荣曜，查抄其全部家产以充公。周荣曜听到风声后逃至香港，而奕劻“莫敢出一辞救也”。他在两广总督任内的四年间，总计参罢文武大小官员1400余人。在任署理四川总督时，岑春煊“察吏尤为精严”，曾准备一举弹劾300余名官员，后经幕僚力劝不宜打击面过宽而作罢，但他最终奏请弹劾的官员仍达40多人。岑春煊在四川总督任上尽管只有短短的9个月，却使官场上下“一时治事精神，为之一肃”。岑春煊敢于“屠官”，首先缘于其为官清正廉洁，使被“屠”者无法反扑，其次，岑春煊有慈禧的宠眷。
岑春煊之“屠官”，为其赢得了极佳口碑，有人把他列为清末第一等督抚，“岑云阶，果敢有风骨，第一等也”。清末吏治败坏已至极点，原先制约腐败的机构监察系统已经基本失灵，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肃清贪污，整顿吏治，不从制度上着手，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基本上都是效果不彰。不过，岑春煊的肃贪行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所辖省份人民的苦难，应该予以肯定。
1904年3月，日俄战争刚刚爆发，立宪派便大肆鼓吹立宪，岑春煊与工部尚书吕海寰等两次联衔上书，请求政府“迅速特简亲贵大臣，以考求新政为名，历聘欧美有约诸邦”，并“择最大新政切实举行数事，痛除旧习，以动天下之观听”。1905年8月，岑春煊再次上书：“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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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岑春煊等人的一再奏请下，清政府于日俄战争结束后即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清政府发布预备立宪上谕，宣布将官制改革作为预备立宪的首要举措，又诏内外大臣厘定官制，由此掀起了中国政治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官制改革是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调整，统治阶级中各派系都想借此机会排斥异己，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围绕着机构的设置、人员的任命，朝廷内部各个政治集团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
（一）政潮大幕拉开
光绪末叶，庆亲王奕劻为首席军机大臣，为朝臣领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疆吏领袖。袁因在戊戌政变时“站稳立场”而深得慈禧信任，与庆亲王奕劻“深与接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执朝政，其权力之伟，更远过于李鸿章”，形成“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的局面，势倾全国。而清望素著的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与袁相抗衡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因同为清流，政见相类，故逐渐靠拢。岑春煊还派亲信于式枚进京，向瞿鸿禨递交了其密电号码本，以方便两人之间的联系。二人并相约“团结以攻本初”，以对膨胀的袁世凯势力加以抵制。
袁世凯极力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冀一内阁代君主，可总揽大权”。使奕劻为总理大臣掌握行政大权，自己则在幕后操纵，扩充其北洋势力，企图从改革中获得对政府的控制权，借立宪以扫除异己。瞿鸿禨利用核定官制大臣的地位，说动慈禧太后否定北洋派设立内阁的方案，保留军机处，迫使袁世凯辞去八项兼职，交出北洋四镇军权。这样，袁世凯问鼎中央的野心为瞿鸿禨所扼。为了与奕劻、袁世凯相抗衡，岑春煊秘密派亲信到上海，促成了当时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该公会于1906年12月16日宣告成立，由岑的老幕僚郑孝胥充任会长，朝野立宪派开始联合，岑以两广总督之身，成为国内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的发起人和实际操纵者，欲在立宪运动中一展其作为与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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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在立宪运动中声望一路上涨，使庆、袁倍感威胁。他们借口云南形势不稳，把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袁世凯亲家周馥接任两广。岑春煊敏锐觉察到这并非慈禧本意，而是袁世凯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在各省遍布私人，觊觎两广所致。于是上疏称病，赴上海就医，托病不赴任。1907年3月3日岑春煊改任四川总督，且不准上京请训，岑知道这“仍出庆、袁之意”。
4月20日，东三省官制发表，同为北洋班底的徐世昌、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在庆、袁集团的运动下分任东三省总督、奉天巡抚、署吉林巡抚、署黑龙江巡抚。任命一经宣布，朝野大哗。这也使滞留上海的岑春煊对奕劻、袁世凯的所作所为甚为痛恨，决定曲线进京，遂由沪赴鄂，乘京汉快车北上，于4月29日到达北京，甫一入京即面参庆亲王奕劻。孙宝瑄后来在《忘庐山日记》中感慨岑春煊“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
由岑面参奕劻开始，轰动一时的丁未政潮的大幕被岑拉开。一些人的命运连同风雨飘摇的大清政局都将因此而改变，而这些变化，就绝非岑所能预料与控制。
辛亥炮声隐约可闻，大清龙旗缓缓退下。
（二）清、浊两派短兵相接
岑春煊入京后，面参庆亲王奕劻，“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将打击矛头直指奕劻。并言“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5月3日，岑春煊被任为邮传部尚书。
岑上任伊始，先面参该部侍郎朱宝奎，朱是奕劻的私党，平时声名狼藉，岑表示羞于为伍，于是朱被革职。继之，又将矛头指向段芝贵，因段芝贵向载振献杨翠喜、向奕劻行贿，换得署黑龙江巡抚一职。“岑云帅抵京陛见之第三日即面参之，两宫谕以下去补摺再行查办，迨摺上即有开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之谕”。
对于岑春煊的作为，《申报》感叹“自岑尚书入都以来，朝局为之一大变。庆邸父子被查……朱宝奎、段芝贵被革。朝局既更，人心亦为振动，海内人士，莫不额手相庆，谓自今以后，贪婪贿赂之风可以稍戢。”但是该文又极具预见性地写道“岑尚书必不久任在都”，稍后情势的发展验证了《申报》对岑春煊外调的预言。
5月28日，奕劻故意夸大两广军情，声称乱局非岑春煊不能收拾，终于使慈禧同意调岑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以病势难支，具摺辞职。后以“邮传部自上年设立以来，张百熙未竟全功，唐绍仪亦无所措置，而臣到部未久又复调粤，部务延岩，何从整顿？此后人将咸存五日京兆之心，甚非所宜”为由，企图使慈禧收回成命，以继续留在京中任职邮传部，但未获应允。
在邮传部任上不足一月即被排挤出中央，岑春煊无奈叹息：“朝廷无复振作之意，江河日下，时事可知，断非一己所能挽救。”心灰意冷之余“疏陈历年病状，恳予开缺调理”。借病寓居上海，拒不赴粤。
岑春煊被庆、袁排挤出中央，清流势力大减，瞿鸿禨在朝中处境渐显孤立，庆、袁乘此机会开始陷害瞿鸿禨。奕劻在一次独对中向慈禧太后密陈瞿鸿禨与岑春煊“意在复翻戊戌前案，排去北洋，谋归政”，即要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其词危耸，且依约附会，颇有迹象，最足中太后之忌”。另外，奕劻、袁世凯贿买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当枪手，劾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慈禧遂将瞿鸿禨开缺回籍。
（三）照片造假事件
瞿鸿禨虽然被罢黜，然而，慈禧对岑春煊仍有眷顾，岑春煊分量犹存。两广虽远离京城，却为财赋之地。况且，只要慈禧眷顾犹在，岑春煊就会有重入中央的可能。于是，庆、袁开始策划让其彻底离开政坛。
扳倒岑春煊的计划开始实行。首先，在奕劻的怂恿下，7月8日，给事中陈庆桂参劾岑春煊屡调不赴，骄蹇不法，为二百余年所未见。继之，袁世凯唆使两江总督端方设计陷害岑春煊，端方乃问计于苏松太道蔡乃煌。蔡“深思西后之所最恶者惟康梁，必得岑沟通康梁之实据，始可以中伤之”，于是找来康有为、梁启超和岑春煊的照片，合拍一照，“若共立相语然者，所立地则上海时报馆前也”，照片完成造假后即送往京城，“由袁、庆等嘱宫监递至后前，诡言康梁曾秘密来沪与岑聚首”。岑春煊晚年在《乐斋漫笔》里说此照片被诬为其暗通党人以图乱的证据，而“深宫不审其诈，既见摄影俨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泪下”。恽毓鼎又上章弹劾岑春煊，大大强调了岑与康、梁的关系，深触慈禧之忌。8月12日，传旨将岑开缺养病。“终后之身，不复念岑”。林绍年亦被赶出军机处，出为河南巡抚。
丁未政潮至此以清流派的全面败北而宣告结束。
丁未政潮的影响
丁未政潮可以说是清末清流与浊流的最后一次大交锋，经此政潮，晚清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清流派从此一蹶不振。政潮对晚清政局和岑春煊个人都造成了重要影响。
（一）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无论清流、浊流，他们都主张立宪，并都想由己方来执立宪之牛耳，所不同者在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试图将立宪置于北洋集团控制之下。清流派提倡立宪，则是从清廷方面考虑，切实兴利除弊，以挽救社稷危亡，故而，北洋集团的所作所为为清流所不容。为便于在今后的立宪中占得一席之地，在野的立宪派如郑孝胥、梁启超亦积极参与其间且多倾向于支持瞿、岑所代表的清流，清流的败北使在野的立宪派因失去朝中支柱而大失所望，朝野在立宪一事上逐渐脱节。败北的清流派无法参与立宪运动，这可以说是预备立宪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
慈禧太后利用两派斗争，排斥汉族官僚，重用满洲贵族。6月19日，就在瞿鸿禨被开缺回籍后两天，朝廷谕令调醇亲王载沣入军机处，为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政潮结束以后不久，9月4日，以明升暗降之法调袁世凯入军机处，以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去掉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为对付庆、袁联合，又调与袁有矛盾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为军机大臣，以便相互牵制。
袁、张内调军机，表面上看中央势力圈内提高了汉人的地位，而实际上则是削弱汉族督抚的权力。政潮中，汉族重臣瞿鸿禨、岑春煊罢官，林绍年出抚河南，张之洞、袁世凯明升暗降，汉人势力大绌。
慈禧利用了这次政潮以削弱汉族大臣在朝廷的势力，达到巩固满洲贵族统治的目的，满汉矛盾进一步加剧。部分重要汉族疆臣的离心力日渐增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进一步削弱。
（二）对岑春煊个人的影响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岑春煊再次被清廷起用为四川总督，赴川因应。但岑对复杂的局势持观望态度。在对四川保路问题上同清廷存在裂痕，宣称“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赴川途中以病情加重为由请假辞职。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9日，岑春煊发出《致清贵族公电》，要清廷“径降明谕，宣示中外”，令“国民组织共和政治”，否则“现在人心已去，北方虽有军队，恐亦无把握”。这标志着岑的立场已经转变。
辛亥革命后，岑拒绝了袁世凯的曲意逢迎。1912年5月，袁让他担任贵州宣慰使，他不留情面地回复：“目下中外治权，是分是合，体段全无，官制各法，甚无依据，正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之时。”“有何义可宣，何德足慰？”1913年“宋案”发生后，岑为革命党人所关注，双方在反袁问题上达成一致，岑被推举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后，岑流落南洋。1916年东渡日本，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借得100万日元及枪械若干。5月1日，岑被推为护国军都司令部都司令，并在就职宣言中表示：“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反袁态度坚决。岑的政治生命在护国运动中达到顶峰。
丁未政潮中岑由于奕劻、袁世凯集团的排挤陷害而被清廷开缺，这影响了辛亥鼎革后至护国运动中岑的政治表现。清廷的开缺促使他产生离心力，并在辛亥革命后站在了清廷的对立面。而对于阴谋迫使他在政潮中下台的袁世凯，岑又站在了袁的对立面，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中对袁大加挞伐，不遗余力，除却现实政治因素，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岑、袁的宿怨在起作用。
